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现实主义视角，它要求政治哲学如其所是地认识人性，这非常重要。人类并非天生就是善的。这与我们在上一章发展的术语——共同性和爱的双重性——相呼应，也就是说，这些都具有积极形式和消极形式。另外，如我们所说，人民诸众的自发行动并非一定就是反体制或指向解放的。事实上，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很多人为自己的奴役而斗争，好像这就是他们的拯救一样。[63]
政治人类学的这种悲观概念所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它排除了一切根本的善，但是却将恶作为人性根本的、不变的要素。某些宗教术语将恶视为超验性的(比如视为罪)，有些则视为先验性的(标志着人类社会极限的彻底的恶)。圣保罗的一句话同时抓住了这两个层面：“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罗马书》7：7)如果恶是彻底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制止它；如果如康德所说，恶和罪只是因为“理性的沉睡”而成为“必要的幻象”，那它们就必须得到调节。法律的形式（以及让法律进行运作，从而根据先验规范控制整个社会行为的实践和理论机制）在这个形而上学框架中总是构成了彻底恶的本体论的先验补充。[64]在最为政治化的讨论中，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可有可无的。人性中的恶只是在经验中得到肯定：看看人类所做的恶，以及每天一直在做的恶吧战争、残忍和磨难！这就走向了某种世俗的神正论：当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恶，当人们以邪恶的方式行动时，人怎么可能是善的？无论是基于宗教的、哲学的或者经验的基础，悲观主义的政治人类学都将恶视为人性不变的特征，因而人性必须在社会中得到制约。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其实是错误的问题。首先，问人性是善是恶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善和恶只是偶然的评估，而非不变量。它们只是意志行使之后得到的评判。例如，斯宾诺莎就像之后的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追求某物并非因为他们以之为善，而是因为他们追求某物，才以之为善。当福柯在与乔姆斯基的辩论中作出如下论断时，他以更为清楚的政治术语表述了斯宾诺莎的观点，那就是，正义—在他们的辩论中是正义战争—只是政治行动的结果：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并非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正义的，他们之所以认为战争正义，是因为他们想要推翻统治阶级。[65]当我们说善和恶，就像正义和非正义那样，是依赖力量关系的相对范畴时，我们并非要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要强调，它们并非固定不变的基础。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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