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①
私有财产在其资本主义形式中，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将人的生产视为商品—并且从视野中也排除了人类需求与贫困的实在性。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批判方法是强有力的，但还不足以把握财产通过法律对人类生活施行控制的方方面面。20世纪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引申到了法律话语之外，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构成压迫与剥削的不同物质性基础。例如，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就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个视角的转变，他分别以语文学和学术的语言说明马克思从青年人本主义到成熟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事实上，阿尔都塞认识到马克思对作为剥削物的财产所进行分析的方式的转变，开始是从超越的形式出发，之后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对身体的实际组织的角度。在这里，批判上升到真理的高度，但同时也被取消了，因为哲学让位给了政治。就在大约同时期，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进行了相互呼应的转变，尤其是当他们面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时候：强调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范畴之间分界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在物质层面上极为有效的统治意识形态结构(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对应)的建构，以及资本对社会实质吸纳(realsubsumption)的完成。这些以不同方式介入的结果就是批判的“现象学化”，也就是说，将考察重点放在诸身体的集体维度中，将批判与对象的关系视为物质性的装置简单说来，就是从超越性向内在性的转变。[24]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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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Early Writing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London:Penguin，1975)，p. 336.译文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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