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向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一度难以识别，这就是诸身体的视角。当我们将这种转变归功于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时，我们的做法只是策略性的，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转变在他们那里也只是在学术层面初露端倪，得到真正发展的是在激进主义或行动主义那里。法国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oubarbarie)与意大利的《红色笔记本》(Quaderni rossi)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到身体维度的理论一实践意义的重要杂志。从某些方面来说，以南亚工人和农民起义为研究对象的杂志《庶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当然，在这段时期，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出现过类似的轨迹。关键就在于，分析是立足于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斗争的分析，认识到这是每一种制度性关系和每一个社会组织图式的根源所在。特龙蒂(Mario Tronti)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写道：“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分析资本，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则。”[25]潘泽瑞(RanieroPanzieri)—与特龙蒂一样，也曾是《红色笔记本》的核心人物—补充道，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学的姿态出现的，但其根本任务不仅是将社会学视角转化为政治科学，同时也要转化为革命科学。再者，卡斯托亚迪(CorneliusCastoriadis)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中强调，革命研究需要不断去关注社会运动的形式，并根据后者来调整自己。最后，在1968年事件之前，卡拉尔(Hans-JürgenKrahl)在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一次意义重大的讨论中坚持认为，需要与革命过程的所有超越性概念进行决裂，如此一来，宪法的每一个理论观念必须立足于具体经验。[26]
在此语境下，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情境主义宣言—“论最后一个阶级的觉醒”(“Contribution à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une classe qui seraladernière”）—也许会很有意思。这个先锋文本的神奇之处当然不在于其荒谬地带有达达主义意味的宣言，或者其复杂的“字符主义”(Letterist)悖论，而在于如下事实，那就是，它能够对劳动的具体境况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以初步、片面但又正确的术语说明了，当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production）取代其他增殖方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劳动力就可以摆脱资本的控制。情境主义的工人考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预见到了21世纪的社会转型。以生产非物质产品为目标的活劳动，如认知或智识劳动(cognitive orintellectual labor)，总是会突破加诸自身的限制，并发展出无法被磨灭的欲望和不断改善的生命形式。当非物质生产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都要被刮目相看，有时要完全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分析方法。所谓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实践中解放，构建新的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工人调查这样的活动，批判的“现象学化”又革命化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的复活。
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