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现象学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始于对权利和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任何超越性中介或辩证关系的颠覆，但这需要以政治的形式进行组织，而且事实上，这一视角为理解1968年事件提供了基础。这种思想发展让我们想起了几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哲学家将他们对经院哲学传统的批判与认识真实自然的实验结合起来，例如，使用手术刀和解剖刀去揭示身体运作的秘密，进而用分析动物的方式去理解城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论家也是如此，当有些人说现代性趋于终结的时候，这些理论家认识到，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展开批判，还要将这种批判建基在激进行动的经验上，通过对工厂和社会斗争的解读，使用解剖刀去揭示集体身体的新秘密。
许多路径都展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变。最根本的谱系当然是去追踪工厂内外工人斗争的发展，从工资要求到社会要求，从而将斗争的分析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斗争的机制不仅是对抗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构成性的(constituent)—去解读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同时提出新的替代方案（我们会在第三章详细分析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构成/宪法斗争)。但是其他重要的思想动向，无疑也促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身体维度。例如，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作品以及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将焦点集中在性别差异和性别等级上，这些差异和等级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物质和身体因素。反种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起源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那些思想，迫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采取身体的视角，去认识支配的结构和解放斗争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中认识到身体在理论中的重要性，那就是阿兰·雷乃(AlainResnais)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部电影—《夜与雾》(Night andFog)和《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原著]—它们昭示着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日本核灾难的恐怖始终笼罩着他们。大屠杀的威胁和现实将生命的主题带到了前台，以至于在谈论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都不能不考虑身体的核心地位。每一种视角女性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和反殖民主义的，以及大屠杀意识都迫使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承认，不仅存在劳动身体的商品化，同时还有对性别化与种族化身体的折磨。从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一系列对人类精神不满和贫困的经典研究，都可以解读成殖民主义一资本主义暴力的百科全书，这绝非偶然。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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