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政变的早先时候，某些策划者和支持者开始歌颂过去的帝国主义结构，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虽然很多年以来，“帝国主义者”在政治光谱中一直是个侮辱性的称谓，几乎可与“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但突然却有一批重要学者和政客公开宣扬帝国主义！其他人虽然避免使用这个词，却重提为帝国主义的传统辩护：它有能力重构全球环境，它广播文明，它有道德优越性，等等。更为审慎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被动接受这场政变及其成功，同时还警告预防过激行为，从而让帝国主义统治更加人性和长久。这种关于霸权讨论的典型论调就是警告过度依赖“硬实力”的危险，并推荐发展“软实力”[5]。但是，无论这些立场有多么不同，实质都是对全球秩序所持的帝国主义观念。
对政变最为热衷、信心也最为坚定的幻想家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这是一个由记者、伪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所构成的群体，他们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保守主义圈子内都很有影响力。这些意识形态专家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有着关于全球政治秩序的相同愿景，在这个愿景中，美国占据主导，单边地决定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因此确保了世界和平。他们同样具有末世论情怀，警告人们不遵循他们教导的可怕后果。弗鲁姆和珀尔(Da-vid Frumand RichardPerle)写道，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人没有中间道路。要么是胜利，要么是大屠杀”[6]。这些意识形态专家从根本上是反帝国的，也就是说，反对与正在出现的帝国结构中所广泛存在的权力网络进行合作，而狂热支持帝国主义。实际上，他们的战争口号是：“要么帝国主义，要么死亡！”
虽然野心很大，但新保守主义者实际上非常浅薄。他们眼高手低，对行使帝国主义权力和维持单边霸权的必要基础漠不关心。他们的计划基本上依赖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却无法发明或发现新的军事能力，只是将他们的信念维持在战略层面，如我们在下半部分将要看到的。另外，他们对经济规划也无所用心。有时，他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提倡者结盟，但这依然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他们核心的日程是政治性的：确立并实施美国的单边能力，从而“塑造全球环境”，去组织并掌管全球政治事务。但即便在政治领域里，新保守主义者也对取得道德或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视而不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民族国家和其他重要力量会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华盛顿的意志。简言之，新保守主义者模仿了已成往事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姿态，却缺乏支持那些梦想的内容—没有维持统治或者确保臣服于霸权的实力——他们最终变成了小丑一样的角色。[7]他们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计划：想要行使霸权，却从不考虑确立霸权的必要前提。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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