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法与此恰恰相反。
所有这三个矛盾都表明，资本的策略以及剥削和管控的技术日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障碍。资本无法产生积累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可以通过生命政治生产，从现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扩大的共同性，并让后者成为新的生产过程的基础。但事实与此相反，每当资本想要控制生命政治劳动并占有共同性时，它就会阻碍生产过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之间的矛盾；但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这种矛盾加剧了，而且似乎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3.2 从危机到出走的阶级斗争
我已经受够了清醒的音调，
现在该扮演真正的魔鬼了。
——歌德：《浮士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劳动与资本之间开放的社会关系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我们认识到，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关系。最初，资本在其内部集聚劳动力，并对劳动进行控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能够构建可变资本（即雇佣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事实上，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组织越具有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资本在以往可以创造一个生产循环，并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吸收劳动力，但这一做法在如今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许，我们不应该再用“可变资本”去指涉这种劳动力，因为其与不变资本的生产性关系变得日益遥远了。
那我们应该就此宣称资本已经玩完了吗？革命已然开始了吗？或者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说，可变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从不变资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了吗？不！如前所述，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终结，或者出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事实上，资本内部的断裂和生命政治劳动所出现的自主性呈现出了一个政治豁口。我们可以用资本关系的断裂为赌注，并在生命政治劳动新出现的自主性基础上进行政治性活动。资本创造的开放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需要政治组织对其进行推进。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当西耶斯（AbbéSieyès)质问第三等级的价值何在—第三等级是一切！但在政治上却一文不名！时，他开启了新的政治和哲学论述，这种论述的基础与当下的经济形势所呈现的机遇相类似。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中心的第三等级不再愿意接受其臣属的地位，并拒绝向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纳税。在考察生命政治生产、剥削和管控的新形式之后，我们应该发展当下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斗争的基础是什么？冲突的首要社会路线是什么？能够为组织行动所用的政治形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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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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