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瑞吉就美国霸权的衰落提供了最为敏锐的分析。根据阿瑞吉对积累周期的解读，一个霸权力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上升时期具有如下特征，那就是对新的生产过程的稳定投资，而从生产向金融的转变则是衰落的症候。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就象征着美国的“秋天”，在他看来，这与英国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霸权衰落是颇为相似的。对阿瑞吉来说，伴随着正在衰退的经济霸权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如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霸权衰退的又一个证明。就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不久，越战发出了危机的信号，而对伊拉克的占领则意味着终极危机。因此，阿瑞吉提出假设认为，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积累周期将要为以东亚为中心（其早期著作以日本为中心，最近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周期所取代。但是，如果将阿瑞吉的论述解读为—尽管他的著作中的确有这种意思—中国或者其他任何民族国家将重复美国霸权的形式，正如美国取代英国，或者再往前如尼德兰取代热那亚和威尼斯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新的积累周期需要新的全球政治秩序，以及对地理和全球资本运作模式的重新组织。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力量，当今世界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在更大范围重复民族国家霸权的特征。事实上，阿瑞吉的分析最具独创性的地方在于，根据对亚当·斯密的创造性精读，他认为“在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更为平等的基础上，世界一市场社会”出现了。他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样本，代表了与主导国家相比的边缘国家的普遍崛起，从而象征着并非基于单一民族国家霸权的全新积累方式的出现。阿瑞吉的论述指出，美国霸权的衰落标志着基于单一民族国家—以帝国主义、单边主义或者其他形式—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体制行使单一霸权的终结。当下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必然呈现出全新的形式。[21]
之前为美国霸权效忠的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也足够聪明，他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因而不得不为全球秩序寻找另外一种范式，以面对全球失序的威胁。但是，他们的想象力有限，当单边主义没有能力解决全球秩序问题时，他们立马就诉诸多边主义，也就是说，由几个主导国家通过协作来共同指导全球秩序。基辛格公开宣称：“当下的世界类似17世纪的欧洲；它需要变成19世纪的欧洲。”[22]在三十年战争之前，17世纪的欧洲混乱不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战争终结，并创造出欧洲秩序，其组织原则就是宗教和绝对主权。因此，在主权国家的协议之外，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在民族国家之外，也不存在行使权力的结构。在基辛格看来，到了19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造就的政治秩序达到了完善阶段。他补充说，今天我们所期望的与19世纪欧洲现实的唯一区别就是宗教的消失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从而恢复诸多主权国家的共同行动。甚至基辛格也认识到，16世纪将政治统治与宗教权威相勾连的欧洲原则“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在今天已经无法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他关心的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多边协同行动。福山在抛弃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梦之后，也通过号召大国之间相互协作从而造就多边秩序的方法呼应基辛格。但是，福山和基辛格所想象的国家间的多元秩序，并不需要国际机构的支持。[23]这就是为何基辛格的想象力要回溯到19世纪才能描述这样一种秩序。
220
221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