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吊诡的是，即便在资本取得胜利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生产方式直接对身体进行投资，生命的商品化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抽象化在工业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身体仍以造反的形式重回舞台。这就将我们带回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初必然性，那就是共和国要以私有产权为作为基础，这是共和国的正常状态，而非例外状态；同时揭示了社会秩序的超越性条件和物质性基础。只有身体的视角及其力量才能够去挑战财产共和国所编织的规训和管控。
……到身体现象学
哲学并不总是密涅瓦(Minerva)①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开始飞翔，以回顾的形式去揭示即将过去的历史阶段。有时，哲学可以预见历史—但这并不总是好事情。在欧洲，那些保守的哲学家经常会预见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其中就包括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崛起。[27]我们可以考察一下20世纪头十年主导欧洲思想界并预见到极权主义的两位思想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他们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去追踪另外一个重要谱系，让我们以新颖且有力的视角重新审视身体现象学。
20世纪初期欧洲思想的这一流派所蕴含的真正预见性要素，是对生命哲学的发明，这种哲学将激进行动的伦理学确立为核心，对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深远影响。物活论（Vitalism）对批判传统、先验认识论以及康德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究其原因，部分就在于这种思想呼应了当时某些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作为颠覆性力量的工人运动的首次爆发，让资本主义统治处于危机之中，资本的稳定价值受到了混乱的相对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需要重回原点，重申其价值，证明其决断力，并且摧毁社会中介机制所制造的一切障碍。这种情境就为盲目而骄傲的自发主义（voluntarism)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物活论在柏格森那里是奔腾不息的流，在秦梯利那里则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为确立霸权意志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当历史的概念被迫迎合权力的目的论时，先验抽象就要付出代价。柏格森最后成了天主教徒，而秦梯利则成了法西斯主义者：这就是历史重新进入他们思想的方式。当历史受到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威胁时，宗教价值或者自发主义的确定性看起来就成为了不二之选。
第一章 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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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和技术及工艺之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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