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治理
对政治想象力仅限于先前全球秩序的已有形式的人来说，一旦单边主义失败，多边主义成为不可能，剩下的就只是无序，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丛林法则在全球市场内运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甚至在弱化的单边和多边主义控制下，全球化也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去认识正在涌现的、操控全球体系的管理、调节和控制的新形式。事实上，一旦采取新视角，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出，一个全球规范、结构和权威的复杂网络已然存在，虽然这个网络还不够完善，且在某些方面还比较脆弱，但网络本身却是真实而有效的。
萨森(SaskiaSassen)对正在涌现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制度形式所进行的精确分析为我们考察这个新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萨森果断地将所有无用的讨论弃置一边，这些讨论将民族国家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与全球化的趋势对立起来，就好像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她论述说，新出现的全球秩序不仅外在于民族国家而形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新秩序开启了一个让民族国家的某些要素“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过程，让国家越来越关注全球日程和体系。全球的事务内在于国家，国家的事务也内在于全球。因此，萨森建议，用这样的集合去理解未来新出现的全球政治和制度秩序。在这个集合中，“民族国家和国家间的体系在构建壁垒方面依然重要，但是它们并非唯一的要素，并且从内到外都经历深刻的改变”[24]。她揭示了全球秩序的条件如何得到改变，一方面，美国或其他任何想要称霸的国家都无法行使单边主义控制，并成功地施行帝国主义计划；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多边主义的国家间制度结构能够单独去管理或调节全球体系。她所认识到的决定全球秩序的集合乃是由一系列因素杂合而成：跨国的、国家的、非国家的机构和权力。
相比之下，有很多作者使用“治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来考察这些在民族国家内外所形成的权力和集合的新颖性。“全球治理”就是一般用来指代那些在统一性的全球权威如霸权力量或国际体系—缺席的情况下，以各种形式运作并生产规范的调节性结构。[25]这个术语的两个重要谱系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其所引起的讨论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治理”来自企业的话语，原本强调权威结构、管理和问责机制，这些与国家结构相比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这种企业管理的术语为思考全球秩序提供了国家行动主体之外的主体，它是包含国家、企业和其他统治机构的杂交体系。[26]其次，治理的话语也来自哲学话语，如福柯和卢曼（NiklasLuhmann)的作品。两位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治理这个新概念的谱系，聚焦于行政过程中由行动主体、调节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创造性。卢曼和福柯都试图将主权及其专断权的传统概念转化为新的概念，那就是更为灵活的决策结构和更为开放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语境之下，治理标志着政治传播方向的颠倒：自下而上的过程取代自上而下的过程，归纳程序取代演绎程序，与此同时，体系的重心指向诸多层面的决策网络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更大规模的合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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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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