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后民主”实践所渗透。
起码，这些对全球治理的分析应该弄清楚，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失效并不必然导致权力真空或混乱。在某些方面，在美国政变失败后，集体的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拨乱反正。今天正在出现的帝国，在某些人看来，(用我们前面的话语来说）似乎是一个非极(nonpolar)世界。但是，一旦我们采取新的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全球治理存在很多极，并且有很多行动正在建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集合，确立新的权力形式，并决定调节和管理的新规范和实践。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达沃斯，即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所在地，其重要性正在赶超华盛顿。事实上，全球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其权力结构和调节机构有所偏袒，所以通常很低效，在不同地方实施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这场危机彰显了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过程正在建构崛起中的新帝国的基础结构。
对非洲新一轮的争夺
认识到旧的帝国主义已经终结，新的帝国秩序正在形成，并不必然就意味着社会之间或之内的分化和等级的终结或者哪怕是弱化。某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宣称，世界正在变“平”(flat)，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正在变成一个平滑的空间，经济机遇和生产的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正变得越发平等，但这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劳动和权力持续的全球分化有时可能并不发生在国家之间如中国与越南，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或者英国与尼日利亚—但事实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差异和等级制观念在过去很多时候也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关键一点是，在新形成的帝国结构中，分化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很多方面变本加厉了。很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已证明，全球化的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极度不平衡的，充满了或新或旧的差异和等级制。[33]
就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劳动与权力的分化作为社会管控机制所起的作用。地理上的不平衡与分化，正如帝国主义时期一样，也起到了维持等级制和转移（从而控制）社会对抗的作用。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得斯(CecilRhodes)对这些功能了如指掌：“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34]。当然，不再有殖民政府和殖民地来维持这些地理区分，但是对资本及其全球治理机制来说，分化作为维持等级制和转移社会冲突的方式依然是必要的。在今天，这种不平衡有时聚集在密集的区域内，颠倒了城市的地形。尤其是在欧洲，富裕的白人城市中心和贫穷的有色人种边缘地区在地理上的分化演变为创造和维持不平衡的一种模式。美洲的大城市，从洛杉矶到里约热内卢，以不那么明显的地理分化模式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拉各斯和雅加达杂乱无章的都市圈展示出分配和分化的其他模式。劳动与权力的分化在其他领域也起到作用，甚至也可以由此追踪跨国和洲际间的联系，如南一北关系、东一西关系等。这里，我们不拟探索这些不平等发展的图式，虽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关注点仅仅是，这些分化依然处于帝国的结构中，有时会在不同领域得到彻底的再组织，且经常会得到强化，正如罗得斯所理解的那样，这些分化依然有其必要，因为可以通过维持等级制和转移社会冲突来维持统治。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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