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义愤开始，将其作为反抗和造反的原料。正如斯宾诺莎所提醒我们的，在义愤中，我们发现了自己反抗压迫并质疑我们集体受难的力量。在义愤的表达中，我们的存在造反了。[44]因此，义愤也包含着一定的暴力。这与我们之前所触及的事实紧密相关，即反抗权力的暴力并表达自由，这些总是要涉及力的维度—当工人面对老板时，当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时，当公民面对国家时，如此等等。
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因为义愤而产生的专断的力和反抗，可能看起来是直接性的或者自发性的，并因而是幼稚的(但其力量并不因此就会削弱)。义愤总是作为奇异性的现象而产生，去回应具体的障碍或违规行为。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义愤的战略?义愤可以导向政治自决的过程吗?[45]在现代政治运动的历史中，基于义愤的自我组织的造反，其伟大代表通常被称为暴动(jacqueries)：从16、17世纪欧洲激烈的农民起义到19、20世纪工人的自发反抗，从反殖民统治的起义到种族暴乱、各种形式的城市造反、食物危机等。一般情况下，这些事件在政治史中都作为反面被描述。是的，标准的版本会说，这些人饱受磨难，有正当的理由，但是他们的自发性行为让他们走上了歧途。一方面，暴动的暴力超出合理手段，似乎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了他们发怒的对象：想想海地造反杀死白人殖民者的故事，或者1967年夏天暴乱时，底特律在大火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根据标准的叙事话语，暴动的自发性并不会造就作为被推翻权力替代品的组织结构和合法机构。暴动开始风起云涌，然后就消失殆尽。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Villon)①的伟大诗歌充斥着暴动的伟大冒险和悲剧命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某些人对传染性的蔓延和不断出现的起义有不同的称呼。这些起义从欧洲到俄国，再从印度到中国，从非洲到美洲以及之外，不时打断现代历史的进程。[46]除了短命和非连续性特征，这些不断出现的暴动不仅深刻地决定了压迫的机制，而且也规定了权力结构自身。
在处理暴动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暴动受到它们所反抗的生产关系的强烈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暴动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少具有普遍性，但更加睿智，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农民暴动可以是zweckadequat，也就是说，有能力达到目标，并且在其自发性中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组织”。在整个现代性历程中，农民起义反对地租制度，认识并摧毁了贵族制和殖民权力的象征性场所。产业工人的起义通过对固定资本和机器的破坏而得到发展，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对社会生产的生命政治政权的斗争中，如2005年11月发生在巴黎郊区的事件，反抗者对学校以及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也就是对社会劳动力进行剥削起到根本作用的社会流动和分化的条件—的关注行为，昭示了一种新的智慧。[47]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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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市民抒情诗的杰出代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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