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财富的毁灭、权力结构的社会性破坏，事实上，一直都是获得有关组织知识的场景。暴动的恐怖与其中所包含的解放驱动力—反抗封建领主、殖民力量、种族主义体制等—相对应。尽管在暴动中组织是以一系列要求的形式出现的，但总是存在着让诸众的行动保持共同性的压力，而这种组织性动力所呈现出的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对非正式网络的建构和再生产。过去，从暴动中发展出的组织在城市里一般被视为叛乱性的，在农村则被视为游牧式的。例如，在欧洲历史上，从14世纪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到17世纪那不勒斯的马赞尼洛①起义，从16世纪的德国农民起义到反抗旧制度的法国农民起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国革命可以视为城市暴动(当然也和农村的行动协调进行），而中国革命可以视为游牧式的典型，如长征就是农民暴动。在我们后续分析的展开过程中会发现，今天的暴动—尤其是考虑到都市环境—会以新的组织形式将这两种特征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反动的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处于伟大的西班牙和德国反革命传统中的理论家，如施米特，也关注暴动，但是却赋予其相反的意义，将其解读为保守性事件，粉饰并维护了那些反对革命运动所推行转变的力量。[48]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析中有一个缺陷是根本性的，那就是他们只看到暴动如何赋予传统的统治结构以“大众”合法性，却没有看到其为创造性和游牧式力量所赋予的更大的合法性。暴动总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双重的力量：新的力量反对统治力量，生命形式反对剥削结构，解放筹划反对统治图式。在当代世界，城市和农村的暴动模式越加混合与交叉，这种双重力量就会更多地涌现。
第四章 帝国归来
238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1620—1647)的绰号，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译者注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