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伟大的历史主义思想家也在两个极端间难以取舍：要么是相对主义，要么是宗教或自发主义的逃避。这种困境在19世纪晚期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约克伯爵(Graf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之间的通信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对约克伯爵来说，相对主义意味着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materialism)；而对狄尔泰来说，相对主义在历史进程之中并通过此进程开启生命和奇异性确定性的可能。[28]这场辩论以认识论的术语表现出来，并且处于历史与事件的关系中，预示了20世纪欧洲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事件和超越性在漫长的“欧洲内战”中以恐怖的形式出现，而历史主义也只是意味着政治取向的混乱，如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形式。批判传统的毁灭以及新康德主义的解体是物活论思想在欧洲文化与政治讨论的混乱场景中取得霸权地位的必要前提。
在此语境下，现象学表现为反柏拉图主义、反唯心主义以及最为重要的反超越性的革命。现象学首先是这样一种尝试，即超越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主义所带来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同时试图在每一个概念和观念背后发现生命模式和物质实体。通过对康德主义的复杂遗产以及物活论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思，现象学的批判远离超越性抽象，对活生生的经验重新进行考察。这种扎根在具体与具有规定性的存在之中的做法，赋予20世纪现象学以极大的力量，这与我们前面所考察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财产批判到身体批判互相呼应。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探索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路径，却没有能够走向我们所关注的对身体的批判和肯定。他的思想主要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失败及其价值的毁灭。他将现象学带回到古典存在论的传统中，不是为了发展出一种通过人类生产能力而重构存在的方法，而是对我们大地的境况（telluric condition)、我们的无力和死亡进行沉思。所有可以用于建构的要素，所有反抗和斗争所产生的影响，都“被缴械”(disempow-ered)了，“被抛”（thrown）在存在的表面。现象学从前门抛弃的东西，如柏格森的物活论、秦梯利的自发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海德格尔都从后门捡了回来，将其作为存在的当下构成的结构要素。例如，海德格尔关于“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概念—从任何参与中抽身—不仅因为混淆了历史与命运，从而带回了早期的物活论和自发主义，同时也将它们重构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舒曼（ReinerSchürmann)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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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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