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我们的分析中，无论是本书还是其他著作，我们所关注的是宪定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因为生产者对生产关系的拒绝以及对推翻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组织而产生。事实上，构成我们著作首要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将革命过程理解为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领域内的行动。今天，甚至对想要忠于这些传统的那些人来说，革命行动的视角也要放在更大的视野内来进行理解，即生命政治的视角。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坚持认为的，经济生产的场所已经扩展至整个社会范围，经济价值的生产越来越难以与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区分开来。工人革命已远远不够；生活中的革命以及生命的革命需要出场了。索雷尔(GeorgesSorel)似乎直觉到了这个转变，却没有认识到反抗剥削的斗争和反抗社会秩序堕落的义愤的表达之间存在的真实关联。索雷尔将“决战前夜”(legrandsoir)①建构为一个神话在他看来，是必要的神话。但列宁坚持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下面的关联：伦理一政治的义愤和无休止的暴力行动、剥夺，以及暴动所传达出的反抗权力的符号和制度的破坏行为。[49]
但是，列宁补充说我们也根本上同意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起义的时刻转化为治理的时刻，如何让起义继续下去，并成为稳定的机制，也就是说，如何让暴动变得有效。对世界上的诸多时段和各地工厂里的工人来说，对抗关系的稳定化是通过阶级斗争将其转化为工资问题（同时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其中包括福利、社会服务等)。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越来越难以将关于剥削、福利和生存的斗争转化为货币和工资问题。那么，生命政治领域内的起义行动如何稳定下来？旧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答案在这里苍白乏力。为了发掘新的答案，我们需要转向反抗的政治人类学。我们依然相信，义愤的表达和暴动中的造反对社会转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没有组织，目标就不可能达成。也就是说，暴动还不够，但也不可或缺。
反抗的人类学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发展出“革命的生命政治”理论，或者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理论，为了探索其基础，我们必须从考察当下政治学的人类学结构开始，也就是说，臣服和反抗的条件。在“间奏曲”部分，我们批判了从霍布斯到施米特的政治人类学的悲观主义传统。现在我们要补充另外一个批判，那就是对从洛克到康德一系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这个传统因为立足于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预设，同时用先验图式来寻求合法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了有效的辩护虽然青年马克思和麦克弗森（C.B.Macpherson)已然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50]或许，如果我们在这里指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所隐含的政治人类学如何与这两个传统相结合，会更为有用。那就是，在一个普遍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的生命世界中，产生了毫无保留的占有式个人主义：在生命权力的绝对统治之下，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神秘化。[51]在面对这些神秘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剥削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活劳动必须去维持这种剥削，而诸众必须听从资本家的权威。这就是义愤和起义必须对抗的主权。如果说生命权力彻底的资本主义形式构成了当代社会中全部人类学条件的根本基础，那么我们不难推断出，不服从、造反和起义的形式也同样是生命政治的，即渗透在共同性的现实中的奇异性表达。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义愤是对那个伤害他人之人所产生的恨”[52]。这就是造反基于共同性的原因所在。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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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决战前夜”(le grandsoir)这个词出现在[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85页。这里的意思是起义性事件或革命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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