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愤、不服从、反抗和造反在社会的人类学结构中构成了断裂的形象，同时吊诡的是，也构成了连续性的形象。正如我们在暴动的语境中所见的，它们不断重现，同时它们也为社会机构的延续提供了条件。福柯既坚持造反的奇异性和在地性特征，也坚持其持续效果的延续性：“没人有权说：为了我一个人去造反，因为这会成就全人类的解放。’但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造反无用，永远是一个样子’。我们不应该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反抗权力的人道德化。造反是对是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保持开放性态度。人们起来造反，这是事实，也是主体性(不是伟人，而是普通人的主体性）进入历史并赋予历史以生机的方式。”[53]不仅造反的断裂在人类学意义上是连续的“人们起来造反，这是事实”—而且，造反是诸众创造历史、赋予历史以生机的方式。不然，历史就会死去。
在革命的产业工人运动中，“立足于工厂内的反抗”形塑了工人行动的形象：在工厂内部反抗资本。从专业的产业工人时代到大众工人（massworker)时代，这种“可变资本”立足于“不变资本”内部，并反抗后者的关系，因为劳动的技术构成和组织化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今天，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当工厂不再是资本生产的首要场所时，这种形象还在持续，但也有所转变：无产阶级内在于整个社会，并且就在社会中进行生产；无产阶级也反抗同样的社会整体性。这标志着政治和造反的另外一种人类学条件。现今，对剥削和异化的拒绝更加明确地指向作为整体的资本的社会，并昭示了出走的进程，这是一种与资本统治相对的人类学（和本体论）脱离。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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