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反抗的政治人类学还具有一种新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进行重新组织。通过考察劳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时间性如何转变，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大概情况。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关注两个首要的时间分化：必要劳动时间（其中工人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价值得到生产）和剩余劳动时间（其中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得到生产）的分化；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分化。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这两种时间分化都开始消解。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不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时关系；同理，工作时间也与生活时间相重合，后者也充满了剥削和统治的逻辑。于是，我们不能再通过对时间的可计量单位去认识资本增殖和占有的资本主义时间性，而是要聚焦看似例外于线性时间性的同时性。我们之前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不断回到穷人的形象，去理解传统资本主义时间分化的不断消解，即生产和剥削、工作和生活的交叉。穷人的生命政治生产力总是会逾越强加其上的计量标准，总是会溢出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我们这里真正面对的是两种时间性：资本主义例外的时间性和诸众逾越的时间性。两者都摆脱了时间的旧有计量方式。之前，资本和劳动处于非对称、非共时的时间性中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所说，资本主义时间性植根于当下，而无产阶级时间性指向未来但是现在两者在同样的时间领域中揭示出同一个选择。[54]事实上，今天我们已不能再将革命视为处于未来的、与我们相分离的事件，革命必须立足当下，这是一种“逾越性”的当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包含了未来。革命运动与资本主义控制处于同样的时间领域中，其既处于后者之内又与后者相对抗的位置通过出走行动而得以体现，为诸众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例外性提供了逾越性的生产力。
1968年的斗争也许第一次彰显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革命发生冲突的层面与时间的重合。事实上，在1968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处于剥削和契约性劳动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并且根据后者的逻辑而行动。这种辩证的二元性遭到了破坏：与劳动过程相“分离”的工会失去了意义，同样，与共同的社会智能现在已是生产的主要特征—相“脱离”的老板也失去了意义。当工人运动的辩证条件不复存在以后，资本所依赖的中介的制度性机制也无所依托。
这就是资本主义治理所要恢复秩序的混乱情况一个困难，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如前所述，统治的结构不再可能继续凌驾于社会领域之上来决定剥削的过程，而是必须植根于社会领域中。这就是为何治理的全球秩序必然具有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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