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暴动的条件。当处于这种新的人类学条件中，考虑到暴动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和面向出走的趋势，暴动到底可以表达什么？造反中的义愤，其紧迫性和对抗性应该如何得到组织？在此语境下，从自发性到组织的道路是什么？事实上，反抗的人类学条件在这里已然完全得到了改变。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其他作品中着意将诸众与乌合之众、暴民和大众区分开来，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所有这些人的义愤和造反得到指导和组织的时候，反而浮现了将这些社会群体融合在一起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对所有从属阶级那些被奴役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进行的再组织，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任务。我们也许可以跟随本节题跋中的福楼拜说，我们讨厌乌合之众，除非是在造反的时候、当他们创造出某种人类诗歌的时候。未来的诗歌必然由诸众来谱写。
造反的地理学
在分析劳动的生命政治转变的某些时间维度之后，我们现在需要考察其空间维度。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的结论开始，那就是，大都市已经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首要场所。资本的生产不再限于工厂或任何其他单独的场所，而是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通常与大都市相勾连的特质，如交往、与社会差异的不期而遇、获得共同性以及生命集体形式的生产等，都日益成为城市和乡村环境的特征；另外，这些特征也是生命政治生产的核心要素。在大都市领域，社会生命进行生产的同时也在被生产。
强加在生命政治劳动力之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同时还有移民压力，一起创造了去辖域化的特殊动态机制。当我们讨论边界的消失以及游牧主义时，我们应该清楚，边界的消失并不必然导致游牧主义，而是相反，游牧主义会打破边界，并且威胁到资本主义所控制区域的稳定性。[55]产业资本旧有的发展计划可以将城市化、工业化和国家建设联合在一起，但是生命政治生产却打破了这个过程。集体资本日益面对的是机动灵活的诸众。从统治和剥削的视角来看，这只能是混乱无序的。因此，资本所面对的任务就是不断去重建边界，重新对劳动人口进行辖域化，并重构社会空间的固定维度。换句话说，资本必须对当地的社会等级进行重新定义，从而为其秩序和统治重建边界。
新的分化和等级制的产生，是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普遍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与马克思的设想相反的，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边界的构建以及向形式吸纳的转变不只是意味着向旧有等级制的回归，就好像农民或手工劳动者与产业劳动者，或资本主义社会与殖民地之间的分化，又再度出现了。这不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倒退，而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56]对于政治权威和统治的图式来说也是如此：甚至那些看似过时的形象再度出现时也是新的。这里的差别就在于，政治统治的形象是转变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就社会转变的节奏和质量来说，我们之前所谓的上层建筑即政治结构，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会考察这些新的政治结构。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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