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因为强加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劳动的核心特征就是其不稳定性，也就是说，缺乏有保障的合同、固定的日程、稳定的就业，使得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在非正式和不断变换的工作的任务和挑战中混同在了一起。在欧洲的语境下，不稳定的工人所寄居的标志性空间就是贫穷的都市边缘，即市郊(banlieu)。市郊居民(banlieusards)每天穿越城市的边界只是为了糊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参与了欧洲内部和洲际间的移民但是他们的运动一直受制于一系列的障碍，在地铁站、街道和购物中心，甚至在整个城市，随时都被警察所盘查或受到财产等级制的限制。即使市郊居民在社会上被排斥，他们也完全内在于经济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完全可以看出对不稳定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控制的模式。[57]
在这个不断打破内外边界的不稳定的劳动的世界中，很明显，不再有政治先锋队的位置去领导或代表大众。只有劳动主体性的网络在进行协作和交往。当然，这个网络通常会包含矛盾的要素，尤其是当市郊或贫民窟的政治重要性不再只是作为现象性的要素，而是作为政治装置再度出现时。[58]我们之前说过，当下剥削的结构要求对空间进行再构造，并且对边界进行持续重构，从而维持社会劳动力的贫穷和不稳定。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等级制的转变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时刻，那时，义愤及其在暴动中的表达成为根本性的。当穷人、岌岌可危的人以及被剥削者想要夺回大都市的时间与空间时，政治问题就产生了。核心计划必须从反抗转向建设，从暴动转向组织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生命政治生产及其网络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性质至少指明了一个豁口、一种潜能。通过这些网络，我们如何可能从反抗走向建设，从而让生产性的主体性去积累力量？问题与其说是如何支援并延长造反的时间，不如说是如何指认出力量积累和斗争成熟的基础。不同的时间性在事件中爆炸，而各种各样的空间形象在暴动中结合。就像资本主义治理一样，暴动重构了社会空间，但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完成重构的：摧毁等级制，开辟运动的新道路，创造新的区域关系。这种再构造的事件如何可能发生？这种力量如何能成为社会筹划的灵魂，诠释滋养义愤的爱？我们应该注意，关于社会再生产、收入、福利和公民权行使等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夺回诸众的生命时间和生命空间。这尚不足以定义组织计划，但无疑是一个肯定性规定，是力量的标志。当经济一政治的要求与诸众对力的行使紧密结合，并且成功决定一个事件的时候，那就是造反的力与历史相结合，并且革命计划重新得以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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