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发展甚至是这种发展的潜能相对立的，是被应用的恐怖反对一切反抗形式的恐怖，但吊诡的是，反抗却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暴动、夺回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以及都市的起义，都成为资本主义生命权力的根本敌人。但是，这些只是产生于生命政治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反抗，其与大都市的关系，正如产业工人的斗争之于工厂的关系。同时，正如在工厂里，这里也存在着双重关系：市郊居民，处于大都市之内同时又对抗后者，既想要夺回又想摧毁大都市，重新占有其财富以及其交往和协作的网络，并且又摧毁其等级制、分化以及统治的结构。这是一个顽固的、根本性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解决方案和计划的制订都要在全球社会空间内给出。正如我们所见，国家主权不再能够组织全球社会空间，国际机构、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也无能为力。甚至在全球治理的政权内，这些不同权力的杂交集合也无法决定全球的空间布局。唯一可能的基础就在于全球人口的运动，以及他们对全球剥削规范和统治的拒绝。在大都市的层面，将造反带入全球社会空间的领域内意味着，在生产性的社会网络中，在市郊、大都市以及在制造诸众的过程中据以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网络中，完成对在地性反抗的深化。构建全球公共空间，就要求诸众在出走的同时，创造出可以巩固和强化穷人反抗的人类学条件的制度。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会以更为具体的话语去考察政治组织和革命。但是在此之前，在当下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然后发展出政治制度的理论。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没有被剥削者的造反和穷人的暴动，就没有批判性思维或筹划组织的可能。
论身体2：大都市
第四章 帝国归来
我要创造出不会分离的城市，双手互相搂住彼此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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