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生产正在改造城市，并创造出新的大都市形式。建筑学家和城市史家对城市有一个标准的划分时期的方式，彰显了其与经济功能转变所存在的同步性。在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提供了交换的场所。商业城市与生产相分离，因为商品主要在别处生产：矿物在山区，谷物在农村。自18世纪以来，工业大城市的形成将工人聚集在了市区，并且将各种产业聚集在了一起焦化厂和炼钢厂以及汽车工厂彼此联合。工业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当然，之前的城市总是存在着某些生产，如手工劳动和制造业，但是工厂转移了生产的经济霸权。尽管工厂位于城市之内，但其与后者依然是分离的。产业工人阶级在工厂进行生产，然后穿过高墙，进入城市，开始其他生命活动。今天，生命政治城市正在生成。伴随着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出现，经济生产的空间和城市的空间也开始重叠。不再有工厂的高墙来隔离彼此，“外部性”也不再处于产生价值增殖的生产场所的外部。工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进行生产。事实上，共同性的生产正成为城市的生命本身。[60]
大都市为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既产自社会生命，同时也是社会生命的源泉所渗透，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大都市还有另外的根本特征：不期然的偶然相遇，或者说，与他异性的相遇。那些描写大都市的欧洲现代主义伟大作家，从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到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从乔伊斯(James Joyce)到穆齐尔(Robert Musi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他们都强调共同性和相遇之间的关系。乡村生活被描述为同一事件的单调重复。你认识村中的每一个人，陌生人的到来是一个惊人的事件。相比之下，都市则是奇异性之间不期而遇的场所，你不仅会遇到那些不认识的人，还会遇到来自他处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知识和精神。例如，波德莱尔就将进入城市视为“沐浴在诸众中”(prendre unbain demultitude)，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相遇，委身于“不可预知的事件，不认识的行人”的时候，就会产生“普遍交融”（universal communion）的沉醉感。[61]尽管第一眼看来，共同性可能与杂多性以及奇异性的相遇产生冲突甚至互相矛盾，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所见的，共同性与同一性有所不同，它与杂多性和奇异性的相遇是完全兼容的。正如波德莱尔在大都市的语境中所证明的，共同性和不期而遇是相互依存的。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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