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用这些特征来概括大都市—内嵌在共同性中，向偶然的相遇开放—很明显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都市生活正成为普遍的地球境况。就量的方面来说，这与世界历史最近所经历的重大变迁相关：地球上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占据多数。但是这种城市空间和世界人口的量的观念并没有很好地抓住我们想要强调的转变。从质的方面看，传统的城乡差别呈现不同图景：城乡差别消失了，并得到了再组织。例如，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法国的政治图景，并对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政治能力的差别进行区分时，他的依据就是交往和协作。无产阶级不仅能得到新闻和信息，而且有能力进行内部交流，在无产阶级内部创造出交流和讨论的群体。城市无产阶级在工厂内并肩协作，本来就具有协作的能力。但是，19世纪的法国农民，至少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具有交往能力的，因为他们彼此隔离在家庭或者小的共同体之内，散落在乡村中，没有共同的关系和共享的社会结构。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农民内嵌在“自然共同性”之中，无产阶级则内嵌在“人工共同性”之中。人工共同性是政治行动的前提。但是，当下的交往和社会协作网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我们再也不能带着隔离和没有交往能力等偏见去认识农村生活。当然，虽有不同程度的共同性，但是城乡差别的原有分化正在消失。[62]
当我们关注全球的城市化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地方正变得一样，恰恰相反，不同城市因为不同性质的共同性和相遇而有所区别。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外部性语境中所看到的，共同性既可以是正的，也可是负的：城市中活跃的文化圈是共同性的积极形式，而污染、交通堵塞、社会冲突等则是消极形式。同理，相遇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当建筑家和建筑史家慨叹美国“都市圈”（megalopolis)的崛起时，这些缺乏规划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城市正在取代柏林、纽约、上海等城市这些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是经典的、集中化的大都市。他们所抗议的正是共同性的稀释以及对奇异性之间相遇的不断阻碍。他们解释说，都市圈最为缺乏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化。[63]同理，当戴维斯（MikeDavis)用“贫民窟”来描述日益普遍化的全球条件时，与其说他这么做是强调这些居民的贫穷，不如说是强调围绕着这些居民的共同性的消极形式，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有害相遇。[64]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都市圈，彼此因为共同性和相遇的强度和性质而有所不同。
最近，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考察了非洲城市的具体形式，即从拉各斯到金沙萨再到约翰内斯堡的非洲都市(Afropolis)。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城市视为贫民窟或者失败的城市，虽然很多城市充斥着大量的贫困和剥夺现象。从外在的视角来看，很明显，在非洲的诸多大都市内，城市规划大幅缺席或者毫无效果。但这些学者却关注这样的事实，即：虽然基础设施薄弱、贫困人口庞大，但是大都市却实现了其功能最为常见的是通过交往、流动性、就业、交换和协作等外人难以察觉的因素所形成的非正式网络。换句话说，穷人的诸众发明了求生的策略，找到了避难所，并生产出社会生命的形式，不断通过相遇的扩张性循环发现或创造出共同性的资源。当然，我们不是说：别担心穷人，他们的生活好着呢！城市就应该像那样！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穷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到底能做什么，他们如何能够生产出共同性并对相遇进行组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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