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谁能想到几年之后，海德格尔会将此在’(Da-sein）托付给某个人的意志？那个统治着此在的偶然意愿的制度化，就决定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人类学、神学以及民粹主义。”[29]因此，现象学的关键特征，即对身体的批判和肯定在海德格尔那里完全消失不见了。
但是，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思路不应该遮蔽更为重要的从胡塞尔(Ed-mundHusserl)到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现象学路径。尽管依然束缚在德国学术界先验思辨哲学的牢笼内，但胡塞尔毕生都在努力打破个体作为主体的思想，将主体性重构为与他者的关系，同时通过意向性去确立知识。(这个任务让他在20世纪30年代谴责了欧洲科学的发展，并指认出各学科伦理内容的危机，它们的目标和意义已经被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帝国主义及战争所篡改。）在梅洛一庞蒂那里，处于身体的具体现实之中意味着与他异性（alterity）更为深刻的关联，在存在的认知模态和语言形式中，身处他者之中。他异性的经历总是要涉及构建共同性的任务。内在性因此成为哲学的专属领域，这种内在性不仅反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性，也反对认识论的先验论。于是，梅洛一庞蒂和其他人的现象学路径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相汇合就不是什么偶然了，后者的批判对象是法律和财治、作为自然或原初结构的人权，甚至是身份这个概念（如个体、民族、国家等）本身。当然，在这段时期内，现象学不是唯一的趋势抛弃先验批判，自下而上地进行建构行动，从而确认身体的反抗和生产力—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向，例如，在唯物主义传统中将建构性的斯宾诺莎主义伦理学与对固定价值的尼采主义批判结合起来。但是现象学与其他流派相比，更加关注身体性（corporeality）与他异性的根本关系。
通过梅洛一庞蒂的著作去追踪现象学的谱系，为我们考察福柯提供了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视角。在其对权力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福柯采纳并推进了这些核心要素，他不是将存在放在抽象或者先验的框架中，而是放在诸身体及它们的他异性的具体现实之中。[30]当他坚持认为，权力并不存在中心的、先验的焦点，有的只是在日常实践和规训政权中以毛细血管形式得以运作的微观权力群族时，很多论者都反对说，福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福柯自己也在强化这种印象）。但在我们看来，福柯这个阶段的作品对身体和权力的分析，跟随的是梅洛一庞蒂的思路，而且的确发展了青年马克思没有完全把握的直觉，即要把对财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先验结构的批判带回到身体现象学之中。福柯极力模糊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无疑是极为深厚的。
福柯的身体现象学在其对生命权力的分析中达到顶点。如果我们专注核心要素的话，福柯的研究计划非常简单明了。第一条定理就是，身体是存在的生命政治结构的构成性要素。第二条定理是，在权力不断生成和消灭的生命政治领域，身体在反抗。他们必须反抗，方能存活下去。我们不能将历史理解为一个生命权力在其中通过支配对现实进行规划的领域。相反，历史为生命政治对抗和反抗生命权力的过程所规定。第三条定理是，身体性反抗生产主体性，但不是以孤立的或独立的方式，而是与其他身体的反抗处于复杂互动之中。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将证明，这种通过反抗和斗争而产生的主体性，不仅对于颠覆现存权力形式，而且对构建另类解放制度，都是至为关键的。回到我们先前的讨论，我们可以说，福柯高举的是非主流康德的旗帜，这个康德不仅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且也知道如何去运用勇气。
第一章 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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