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清楚，爱和力之间的关联并没有任何绝对的保证。我们知道，爱的种族主义的、家长制的、同一性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腐化在力中也并不罕见。事实上，它们通常形成力的剩余，就好像要掩饰它们从共同性偏离的误入歧途。那么，难道我们无法区分爱的力量及其腐化的力量吗？答案是否定的，以这种方式担心力的使用是一种错误的谨慎。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好几种标准来对爱之力进行区分。第一，爱和力之间关联的内容是共同性，这可以在社会团结和政治平等的过程中组成奇异性的交往。第二，爱之力指向奇异性的自由。第三，使用力的组织形式总是公开的、构成性的、水平的，以至于每次当它在自上而下的僵化的权力关系中固定下来时，爱总会逾越它并越过其界限，重新打开组织，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第四，爱和力之间的关系在奇异性的共识和每个奇异性的自主性中，在互惠关系和集体的自治中，得到合法化。第五，这种力总是要在机构中强化这个过程，而这些机构允许它可以更强大地持续下去。我们还可以列出其他标准。
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概念层面的区分标准，而是在政治领域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战斗。甚至当我们清楚理解爱的力量及其腐化时，甚至当我们在社会中看清恶—即变坏的爱以及共同性的腐化形式，而我们和其他人都沉迷于其中—时，我们也没有绝对的胜算。里奥帕蒂在其著名的诗歌《花朵》(Lentaginestra)中捕捉到了爱的脆弱性，以及与看似无法逃避的死亡和毁灭命运进行共有斗争的奇异性。维苏威火山令人恐惧地矗立在那里，但金雀花娇美的花朵依然缘坡而上。如果事先就知道胜利在望，人们当然愿意加入战斗。但里奥帕蒂却为这一事实欢呼—无论面对的力量多么强大，爱都会进行不懈战斗。只有将希望组织起来，并建构出人类共同体时，胜利才有可能，对火山的恐惧才有望消除。[69]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始所面对的悲观主义的政治人类学，从而强调我们关于恶的概念所揭示的政治意义以及对抗恶的方法。甚至在那些与我们的思想相类似的作者那里，我们也认出这样的趋势，即将恶视为不变的人性，并将其与旨在制约恶的政治关联起来。倒是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发挥这种观念，这个例子来自保罗书信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保罗提出了阻拦者（katechon)的概念。保罗解释道，阻拦者阻止“不法者”，撒旦，直到合适的时间，才让世界末日降临（帖撒罗尼迦后书2：1—12)①。这个神秘的“阻拦者”在基督教神学中一般被阐释为一种主权权力：在基督教早期，德尔图良将阻拦者解释为罗马帝国；在20世纪，施米特认为，阻拦者是基督帝国。姑且不论具体所指，这些作者都一致认为，阻拦者是较小的恶，可以保护我们远离更大的恶。这种观念与悲观主义的政治人类学完美契合。如果我们认为，恶或同种间的侵凌性或类似要素是人之本性，那么制约恶就成为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核心的话，这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更小恶的政治”[70]。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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