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体系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其内在冲突或矛盾，而在于诸众的反抗。斯宾诺莎写道：“实际的（贵族）政府之所以不是绝对的，其原因只能是，诸众是统治者恐惧的对象。因此，诸众自身还得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即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民众至少根据默契有权要求与维护这种自由。”[15]正如我们在本书上半部分所分析的，穷人的诸众、另类现代性的力，以及生命政治生产力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并逾越了之前约束它们的计量和控制形式。我们需要再一次从共同性的领域出发，继续分析和探索正在出现的哪些另类要素能够挑战并最终取代帝国统治。
5.2 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
(Karl Marx, Capital)
共同性的生命政治周期
理解当下经济生产的关键就是共同性，这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财富得以生产的形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让我们变得愚蠢，如此愚蠢以至于对共同性视而不见！看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看待世界的概念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要么为国家所有，要么为资本家所有，就好像共同性并不存在一样。事实上，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共同性，却普遍将其置于经济关系之外，视为“外部经济”或“外部性”。为了理解生命政治生产，我们需要颠倒这个视角，将这种生产性的外部性内在化，将共同性置于经济生活的中心。在当下转型的过程中，共同性的立场揭示了经济增殖的过程如何日益内嵌于社会生活的结构之中。[16]
在经济思想中，外部性的概念有着漫长的历史。在20世纪早期，马歇尔(AlfredMarshall)使用“外部经济”这个术语指称那些发生在单个企业或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和发展，其中包括在工业区社会性地发展出来的知识和专业技能。[17]这个术语在接下来的20世纪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意义却各有不同且含混不清。当然，这毫不奇怪，因为“外部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消极术语，意指所有外在于经济、外在于私有财产交换领域的活动。于是，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外部经济只是意味着还未被认识的经济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米德(J.E.Meade)通过区分两种外部经济或“非经济”（diseconomy）来揭示这个术语的内涵：一个是“未支付的要素”(unpaidfactors)，其中包括蜜蜂对果树的授粉行为；还有就是“氛围”(atmosphere)，其中包括落在果园中的雨水。[18]甚至就苹果的生产来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些指向共同性的“外部”要素是如何得重要。当经济学家认识到他们无法再忽视那些外在于市场的所有因素，却不断反对考量这些因素时，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外部经济是“遗失的市场”(missingmarkets)，或者说是“市场失灵”的表象。这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应该外在于市场，任何生产性商品都不应该“无人拥有”(unowned)，因为这些外部性会逃脱市场所施加的有效机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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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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