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对共同性的生产必不可少。生产主体性的诸众，在当下必须脱离（私有）资本主义的或者(公有）国家的权力，保持自主性，从而生产和发展共同性。先前，生产可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只得—由资本家所组织。资本家提供协作方式，将无产阶级组织进工厂，让他们围着机器劳动，分配具体任务，施加劳动纪律。国家有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生产进行组织，为生产过程提供所必需的协作和交往方式。共和国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私有与公有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平衡和转换，从而维持各自对诸众的权力。共和国有时会更加注重私有制，有时则更加注重公有制，但是这两者都是进行组织的权力，同时也是相互排斥的两极。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时期，对生产性主体性的诸众进行组织所需要的协作和交往却是内在生成的，不再需要资本家或者国家从外部对生产进行组织。相反，任何外部组织的努力，只会打断和腐化业已在诸众内部运作良好的自我组织过程。诸众有效地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当他们被赋予自主行动的自由，并且使用自己的协作和交往机制时，才能发展出新的生产力。这种自由就要求从财产共和国中出走，后者无论是以私有制还是以公有制形式表现出来，都是管制的装置。
很明显，这里所需的自由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因为共同性只能由奇异性的诸众通过交往和协作社会性地生产出来。这种自由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就好像这些生产主体在一个同质的整体中统合在一起一样。其意义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大都市是自由的空间，是对奇异性的主体性之相遇进行组织的空间。对自由的需求说明，契约的旧模式既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契约，也包括工人与资本的契约如何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障碍。无论是用服从去换取安全，还是用劳动力去换取工资，契约的结果总是权威的确立与合法化，这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甚至破坏通过主体性进行的共同性生产。进入契约关系的双方所存在的个人主义也阻碍了共同性的生产——无论我们将这些个体视为先在的存在还是政治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在契约中，个体被安置到与权威人物的垂直关系中，而非与自己类似的人处于水平关系中。个体永远不可能生产共同性，就好像个体不借助共同的观念和与他人的思想交流就无法生成新的观念一样。只有诸众才能生产共同性。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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