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对经济生产的利益来说政治自由必不可少一样，政治平等也是如此。等级制会撕裂共同性，并且将人们从共同性中驱逐出去。比喻已经成为理解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周期的常见方法。例如，当我们将知识或情感的生产比喻为谈话的时候，所谓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知识、天赋和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内容的假设便是荒唐的。谈话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正是因为差异性。值得一提的是，平等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同质性或者统一性，恰恰相反。当差异性意味着等级制，即只有“专家”言说而普通人只能聆听的时候，生产也会受到制约。在生命政治领域，人们参与的自由度越大，并且在生产性网络中发挥不同的天赋和能力，共同性的生产就越高效。进而言之，参与就是某种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扩大了生产力，因为那些参与进来的人都因此而变得更有能力。
但是，这个比方所描绘的生产关系图画太过和谐与平和，忽视了构成它们的相遇所存在的不同品质。很多人甚至在对话过程中也是沉默不语的。简单地将众多声音放在一起，却没有合适的协作方式，很快就会产生不和谐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听不清楚。正如我们在“论身体2”关于大都市的部分所看到的，在现有社会状态中，很多自发的相遇都是有害的，会导致共同性的腐化或者产出消极的、有毒的形式。如果说为促进生产和推进生产力扩张所要求的平等，其特征就是开放性和扩张性的参与网络，而且这个网络要尽可能远离等级制的活，那么，我们实现目标所需要的首要行动就要求打断谈话，让我们从这种有害的关系和共同性的腐化形式中脱身。这些决裂行为在很多时候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自由和平等也意味着民主的确立，这种民主与构成霸权基础的政治代表制是相互对立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种代表形式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是要求将诸众建构为人民的代表制。当然，正如拉克劳(ErnestoLaclau)所精彩解释的，人民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或自发的结构，而是由某种代表机制所形成的，这种机制通过一个领导、一个政府组织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核心理念，将现有主体性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转变为统一体。拉克劳明确指出：“如果不通过民主要求的多元性建构出大众的同一性，那么霸权就不存在。”[38]代表制的第二种形式在宪政的层面上最为明显，它在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分离性综合(disjunctivesynthesis)中运作。例如，美国宪法让被代表者与政府既联合又分离。同理，让代表与被代表者分离开来的做法也是霸权的基础。[39]在这两种形式中，代表和霸权的逻辑要求人民的存在依赖于领导，反之亦然，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一个贵族制而非民主制政府，虽然这些贵族由人民选举出来。
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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