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社会和知识的基础设施，还应该构建开放的信息与文化基础设施，从而充分发展诸众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进行更充分的思考并与他人进行协作。这种基础设施必然包括开放的物理基础(例如能够使用有线或者无线的交往网络）、开放的逻辑基础（如开放的符码和协议），以及开放的内容基础(如文化、思想以及科学作品）。这种共同的基础设施可以对抗私有化的机制，如专利、版权以及其他非物质财产形式，这些形式让人们无法介入已有的观念、图像和符码中去，并使用它们生产新的产品。共同性的这种开放性也能够确保所有的必需品，如药物和其他科研成果，都能够以民众可承受的价格买到。[42]
另外一个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革是提供足够的基金去满足高级研究的技术要求。例如，支持专利的一个原因是企业需要利润去进行研究和发展，虽然这会限制对共同性的使用从而削弱生产能力。的确，很多研究，例如医学、药物学、计算机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都需要巨大的投资。如果把专利和版权所产生的巨额利润拿走，就必须有其他资金来源支撑研究，无论是来自私有或者公有机构。
除了物理的、社会的和非物质基础设施的改革，另外一系列的改革也必须提供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自由。第一种自由就是流动的自由，也就是在国界之内和国家之间移民或者滞留的自由。从我们在前面很多地方的分析可以看到，生命政治生产力依赖如下能力：组织有益相遇，从有害的关系和共同性的有毒形式中抽身。流动的自由因此可能构建自由的空间，让诸众流向可以发挥创造力的地方，组织最为愉悦的相遇，并且确立最具生产性的关系。确立开放公民权的某种形式是我们能看到的支持这种自由并且扩大生命政治生产的唯一方法。
第二种关于自由的改革牵涉时间，我们生活中非自由时间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工作时间。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对生命政治劳动自主性的所有侵犯，包括老板的统治，都是对生产力的障碍。(事实上，在生命政治时代，评估你被迫浪费的时间在呼叫中心，在办公桌前，在田野里或者在工厂中—也是计量剥削的很好方式。）确立时间自由的改革就是在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无论工作种类，确立有保障的工资。将收入与工作相分离，就会让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时间。很多作者，包括我们自己，都基于经济正义（财富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而得到生产，因此，补偿的工资也应该同样是社会性的）和社会福利呼吁过有保障的收入（既然在现有经济下充分就业不大可能，那就必须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收入)。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全部人口都拥有基本生活保障也符合资本的利益。让诸众具有自主性并自由掌控时间，对促进生命政治经济的生产力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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