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见，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不能只通过客观的表现来进行理解如信用紧缩、通胀、不景气、猛涨的能源价格、猛降的房价、货币危机、生态危机等更需要通过主体的方面来理解。生产性主体性遭遇了无数的障碍：诸众无法利用共同性；共同性被腐化；缺乏条件去共同创造，并组织生产性的相遇等。因此，最为迫切的改革是为共同性的企业家精神和协作性社会网络创新提供条件。我们不指望全球贵族会在短期内来向我们咨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可能救治资本的改革措施。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提供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最为明显的需要有足够的有形的基础设施，这对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来说都是匮乏的。在全球边缘地区的主要大都市中，大多数人口不得不挣扎在有毒的环境中，在死亡的边缘忍受生命的痛苦：没有洁净的饮用水，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民用电、买得起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与其称之为生命政治，阿希列·姆班贝(AchilleMbembe)①将这种现状称为“坏死政治”(necropolitics)，这种政治掌管着社会死亡和自然死亡。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环境问题，因为如果环境遭到破坏，那么获取足够的食物、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就会变得困难重重。资本不能随意抹去某些人口；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它需要每个人都具有生产性。[40]
但是，赤裸生命对生命政治生产来说还远远不够。为了支撑生产性的主体性，还需要社会和思想的无形基础设施。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不再是纺织机、轧棉机或压力机，而是用于构建关系的语言工具、情感工具、思考工具等。当然，人类依然拥有大脑，拥有语言能力和构建关系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需要得到发展。这就是为何对生命政治经济来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之前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每个人都需要用语言、符码、想法和情感去进行工作，乃至更为重要的，去和他人共事，这些能力都不是天生的。也许，我们人类可以启动某种全球教育，为所有人提供义务教育，从识字开始，然后进入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中。[41]
第五章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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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喀麦隆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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