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体的双重关系也可以说明，经济主义(economism)也可以视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类型。初看起来，因为身体的物质性，经济主义完全关乎身体，只要它坚持认为，经济关系和行为的物质事实对它们的再生产完全够用，不需要其他与身体性无关的要素，如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和文化等。经济主义首先关注商品的身体，将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和进行生产并交易的物质性人类身体都视为商品。人类身体必须通过其他商品及生产性消费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从此意义来说，经济主义只看到身体的世界生产的身体、被生产的身体、被消费的身体。尽管看起来经济主义只关注身体，但是其真正的目标是看穿身体，关注超越身体的价值。如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式的经济主义中，就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33]。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商品的真正的身体并非经济主义的对象；真正关键的是其之上或者背后的经济价值量。这就是人类身体可以成为商品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当人体以价值来计量时，他们的奇异性也就消失了，与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差别。因此，经济主义与身体也有着典型的原教旨主义关系：物质性的身体至关重要，但同时也被价值的超越平面所遮蔽。
但是，我们需要通过最后的迂回来延续这个思路。尽管所有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最终都会否定身体及其力量，但它们最开始也的确彰显了其重要性。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换句话说，偏离并颠倒原教旨主义对身体的关注，可以作为新视角的起点，去肯定身体的需要及其无限的力量。
就宗教原教旨主义来说，最为丰富且神奇的（同时也是最为复杂和矛盾的）例子就是福柯在伊斯兰大众运动中所瞥到的生命政治潜能，那是对抗伊朗国王的运动，那次运动在当年导致了伊朗革命。受《意大利日报》的委托，福柯在1978年的9月和11月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并且写出了一系列短评。在短评中，福柯以凝练而动人的文字描述了这场起义的发展，对这个国家的力量关系、伊朗石油在冷战中的意义、伊朗国王的政治权力以及压迫的程度等，进行了基本的政治分析。当然，在这些散文中，福柯没有宣扬政治伊斯兰主义，他明确坚持，什叶派神职人员或伊斯兰本身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地方，但是他的确认识到，就像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历史事件一样，宗教在伊朗也规定了斗争的形式，可以去动员各大众阶层。不难想象，尽管并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福柯所想的，的确是宗教激进主义在伊朗反抗中所产生的生命政治力量。就在两年前，福柯出版了《性经验史》的第一卷，不久之后他便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因此，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在大众运动过程中宗教力量谨慎对待日常生活、家庭纽带以及社会关系的现象非常敏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起义的语境下，福柯解释道：“宗教对他们来说，就是承诺和保证，可以帮他们找到某种东西，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主体性。”[34]在伊朗国王被推翻之后，一个压迫性的神权政体取而代之，对此我们并非要责怪福柯。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发现，最为关键的是，他在起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对身体的关注中，发现了生命政治力量的因素，如果善加利用，也就是说，将这种因素从神权政体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就可能带来主体性的彻底转变，并参与到解放的筹划之中。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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