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也呈现出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将劳动的价值视为对抗性的形象，视为体系中一个开放且永远断裂的主体而非平衡要素。在马克思的所有作品中，一般认为劳动力生产的一个要素相对独立地维持价值规律第一个版本所追求的均衡运作。这就意味着，与其被观念化为计量方式，我们可以在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中找到“统一”，这种劳动不是一个固定量，而是体系中的动态要素。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必要劳动由斗争所决定，并且奠基于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需求：它是反对工作的斗争以及改造生产行为的产物。因此，也就出现了第二个观念，它将价值规律视为构成性不均衡(co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的发动机，而非资本主义体系均衡的发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值规律其实是剩余价值规律的一部分，因为它协助制造了均衡的构成性危机。当我们将价值规律应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制造危机—不只是流通和不平衡的危机（这些现象不过是体系平衡模式的产物)，也是因为斗争和周期主体性的不均衡而导致的危机，这种危机因为无力控制需求的增长（也即生产性主体的要求和欲望）而产生—在这个框架中，价值规律或者剩余价值规律同时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发展周期中不断地去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规律；作为转变力量的诸众不断组合与解体的规律。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劳动价值论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消灭。在后工业时期，资本生产出新的组织形式。[48]
但是，这个超越价值规律的过程又将原本存在的矛盾带回来，并且深化了这些矛盾。首先是“简单劳动”对“熟练和复杂劳动”。后者不能视为前者的集合，因为前者一般被视为计量单位。这里就出现了那个无意义论题的根源：熟练劳动最大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其最高生产力水平）可以从其产品的价值推导出来，而非通过在生产中所使用劳动的内在“差异”才得到解释。第二个矛盾是“生产性”劳动对“非生产性”劳动。经典的定义告诉我们，与非生产性劳动不同，生产性劳动直接生产资本。但是，这个定义完全化约了生产力以及生产性力量的概念。如果使用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的话，必须将其内嵌在社会协作中，而非让其处于其所集结的简单劳动单元的量的关系中，劳动越多地为资本所吸收就越是如此。协作和共同性让劳动具有生产力，随着生产性力量的发展并日益成为共同资产，协作也得到了强化。最后，第三个矛盾就是包括智识、科学、交往和情感性活动在内的生命政治劳动力，它既不能化约为简单劳动的总和，也不能化约为协作(无论协作是多么复杂)。生命政治劳动的特征是创造力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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