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这些矛盾已然变得非常真实和关键，也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系统中可能存在的矛盾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矛盾已经成为具体的难题。在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发展时期，或许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是有效的，但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这种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aporia)。同样，工场手工业时期所存在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也成为难题。现在，在后工业时期，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性价值已经通过包纳（而非排斥）生产的所有其他要素而成为霸权性价值。很明显，因为这种演化，现在已不可能将(经典形式的)价值规律视为计量全球经济体系的法则，或者均衡的准则。当代努力发明新术语如市场价值、商誉、无形资产等去进行计量的尝试表明，价值规律已经无法再去计量生产力，但是这些术语却表明生产能力性质的真正改变，虽然后者依然是基于劳动。[49]尽管计量对资本来说必不可缺，但是所有用来计量劳动和价值的装置—如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劳动时间以及对工作日的组织，劳动组成的霸权乃至工业对生产的霸权，工作工资和社会收入现在都处于危机之中，无法应用于生命政治社会。
于是，我们需要新的价值理论。但这还是价值理论吗？在本书每一章结尾的讨论中，我们都追踪了劳动价值逾越经济和权力时所表现的图式。在第一章，我们坚持生命政治事件如何逾越了发展的连续性、时间性的重复以及历史的线性展开。在第二章，我们强调了生命政治理性和知识的生产逾越了在现代性中所构建的知识和权力的工具性规范。在第三章，我们讨论了爱作为构成性的社会驱动力如何逾越所有的宪定权力。在与这些讨论相关的间奏曲部分，我们坚持认为，爱因为其溢出性的力量也需要训练，从而防止自身的变质，也需要力量去对抗恶。最后，在第四章，关于大都市中进行共同性生产的诸众的逾越行为，我们开始赋予其具体的图式。现在我们要呈现历史和本体论溢出的世界在主体性方面的相关性。
为了弄清逾越对生命政治的意义，我们需要确立这种非计量（non-measure)与计量价值的传统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生命政治语境下，价值溢出政治和经济控制。其计量方式无法从再生产整体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量推导出来，也无法从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中推导出来。生命政治价值基于协作中的共同性，以价值增殖形式所表现出的需求来自诸主体，这些需求也不断改造这些主体：共同性的领域由主体性的生产所激活。斯宾诺莎写道：“如果两个人同心合力，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掌控力就会比一个人的时候要大得多：越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力量也就越大。”[50]在当下的情境中，价值必然指代的是作为整体的生命活动，因此生产性劳动的不可计量性和溢出就是一个穿越社会整个生命政治结构的过程。[51]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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