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工业时期，一个公司的价值是什么？一般说来，一个企业的价值由其最初的投入和追加的劳动成本、原料价格、设备维护、商品运输等成本所构成。它计算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一切都可以归入复式记账法的栏目中去。狄更斯名著《艰难时世》(HardTimes)中毫无灵魂的工厂主葛雷梗(ThomasGradgrind)可以用这种方式秘密地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计算出来：“总是带着一把尺子，乘法表格也装在他的口袋里，他随时都准备去称量人性的任何部分，然后告诉你价值几何。”[45]所有的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计算，正如政治经济学经典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价值都来自劳动。因此，价值取决于规训劳动和计量其努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物质努力，以及在制造过程中有组织控制的严厉程度。
今天，一个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非物质财富，如“商誉”（good-will)和其他不可见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在转瞬之间就被创造出来或者毁灭掉。经济学家认为，商誉就是因为如下因素而产生的价值：公司名誉，在市场中的地位，雇员的关系，管理才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以及其他非物质资产的价值。对会计来说，将商誉量化并且计量其他非物质资产的价值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事实上，一个包含无形资产的公司，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由证券交易所、银行、买家和卖家、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家、评级机构以及企业家、非物质财富的企业家和中介人的协定等共同决定。公司的价值及其无形资产，似乎就是其市场功能的货币化实现。[46]因此，是商誉决定价值还是劳动决定价值？如果金融市场不是已经确立了这个选择关系，并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适应这种选择，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可笑的。这甚至让我们要质疑，当今的生产是否还有一点劳动力的影子?财富是否真的来源于主人的脑子?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嘲笑商誉的观念，并对无形价值进行祛魅，而是要严肃对待呢?
为了考察无形价值的问题，我们需要迂回一下，先简要考察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们自认也属于这一传统价值理论有两种形式。首先，这是关于抽象劳动的理论，只要劳动是所有生产行为的共同本质，抽象劳动就存在于一切商品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这种质的概念如何转变为价值规律的量的概念，后者主要针对如何计量劳动价值的问题。价值大小表现了一个具体的商品和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这个关联可以用“简单劳动”的单位来表示。在斯威齐(PaulSweezy）看来，这个价值量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在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究竟有什么规律制约着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领域间的配置。斯威齐解释说：“用现代术语来说，价值规律问题从根本来说就是普遍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最初因为简单商品生产而产生，后来则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47]在劳动所表现的每一种特殊形式的背后，是能够根据社会需要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的全球社会劳动力，其重要性和发展程度则最终依赖于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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