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基于逾越并跨过门槛的新价值理论。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并不需要将价值视为不同于历史事件认知的某物的某种理论。从马克思到尼采的最为强大的理论体系中，已然将价值视为由历史所决定的创新，也就是构成性行为。狄尔泰进行了巧妙总结：在这个社会一历史现实中，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使用了意志；在意志中，目标成为主体，虽然它一般以动机的形式出现。[56]德塞都（Michel deCerteau)也展示了装置如何在福柯的历史研究中激发了生命事件的爆发，而这些事件奠定了未来，“就像笑声一样”[57]。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处于爆炸的阶段，这是一个独一的、伦理的、全新的以及不可化约的规定性。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价值理论可以而且应该视为一个装置，摆脱决定论，以创造性的术语重新定义生命的时间性和空间。逾越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新的价值理论应该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创新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今天已经成为诸众欲望的表达。当反抗成为创造性且无边无际的溢出时，当人类行动逾越并且决定权力的平衡中的断裂时，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于是，当生命政治过程的构成性要素和生命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时，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当加诸发展的控制资本的国家和集体机构就是用发展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再也无法抵挡诸众、劳动力和社会奇异性的整体组合的反抗时，只有在那时，才会有价值。
这个假设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立场。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对抗剥削。决定资本主义统治非均衡的要素有不顺从、破坏、工业暴动、对基本收入的要求、对诸众的智识劳动的解放和组织等。资本主义权力可以通过静止或者动态的方式来追踪和管制这种非均衡。对压制和/或管制的不同技术的选择取决于反抗的强度。当诸众的逾越性力量获胜时，系统就进入危机状态，镇压可能以资本主义组织最为发达、最为成熟的水平进行，或者就开始于权力结构中的改良过程。[58]
质疑的第二种口吻—这种质疑从反抗性主体的视角提出逾越行为的概念让奇异性对抗同一性。我们早前提到，并且在第六章也会回到这个问题，即同一性如何代表了资本主义神秘化和压迫的根本工具。在此语境下，同一性的作用是在弱化或者破坏奇异性通过同一性辩证法在构建诸众和共同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进步。但是，奇异性永远也不能化约为同一性，正如诸众无法成为统一体一样。
第三，这个假设让共同性对抗财产共和国。当劳动和生命进行逾越时，它们总是指向共同性的建构，后者是当下生产力的唯一标志。但是，财产共和国会压制、剥削并私有化共同性，从而根据私人所有制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议制原则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这个计划会令奇异性窒息并且抵消共同性的力量。服务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资产阶级同一性政治和共和主义的超越性实际上是坏死政治(necropolitics)或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生命权力会时时刻刻对抗生命政治生产的逾越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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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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