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视角来看，酷儿政治可能是身份政治最为革命的形式，这已表现在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中，如迈克尔·华纳(MichaelWarner)，朱迪斯·巴特勒以及爱娃·塞奇威克(Eve Sedgwick)，这些作品将身份政治与对身份的批判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酷儿政治揭示了异性恋、恐同症以及其他性别等级所包含的暴力和臣服，从而提出对抗后者的筹划，但同时又在穆诺茨(JoséMuxoz)所谓的“去身份化”(disidentification)过程中，消灭(或者起码质疑或动摇）作为“同性恋”的身份，以及女性、男性和其他性别身份。杰各斯（AnnamaireJagose）说：“酷儿……是一个身份范畴，但这个范畴并不想强化甚至稳定自己……酷儿与其说是身份，不如说是对身份的批判。”[17]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在其他诸多作者眼里以及在大众话语中，“酷儿”不再是对身份的批判，而是成为一个新的身份范畴，通常指涉的是LGBT(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正如我们在其他身份领域所注意到的革命性与非革命性潮流在概念（和政治）上的区别，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也存在两种趋势：一个是肯定酷儿身份；另一个则将酷儿视为反一身份（anti-identity)，从而破坏并消灭所有的性别身份，并开启一系列的生成过程。[18]
黑人激进主义，尤其是在北美、加勒比地区、英国以及其他流散（di-asporic）地，也有着奠基于革命命题的强大传统，这种传统与身份领域有着类似之处，以消灭黑人的黑色身份为目的，去支援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造反运动。法农在早期作品中曾写道：“我的主张是，人的解放必须要求从自身的肤色中解放出来。”[19]这种从自身的解放就是对身份的自我消除，这不仅意味着种族等级制的消灭，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种族的消灭，用法农的话说，它也意味着新人性的创造。我们之前所引弗雷德·莫顿等人的说法——对自由的追求是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核心也揭示了这样的革命命题，即我们应该把自由理解为解放，而非释放，因此要超越种族身份去改造人性。就这方面来说，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休·牛顿质疑并且最终偏离他们最初提倡的黑人民族主义，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就颇具意味，因为他们注意到了民族主义对身份的肯定与革命计划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牛顿，他不断从民族主义转向国际主义的革命框架，并最终走向“国际共同体主义”(intercommunalism)，从而构建起了解放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意味着种族身份及其臣服结构的消灭。[20]我们最终将这个革命观念也理解为吉尔罗伊(PaulGilroy)如下理论尝试的基础：将黑人政治话语引向种族的消灭。在吉尔罗伊看来，虽然当下的种族身份看起来变得日益固化且坚不可摧，成为某种普遍被承认的对象，但是他提出：“不仅要从白人至上主义那里解放出来(不管这个任务是如何紧迫)，也要从一切种族化及种族学思想，从种族化地看、种族化地想以及关于思想的种族化思维中解放出来。”[21]当然，如果我们接受吉尔罗伊命题的话，那么种族不仅是作为思考的对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结构，作为等级制、种族隔离和统治的制度而需被消灭。再次强调，对身份的取消意味着财产和主权的消灭。只有不仅摧毁作为臣服身份的黑色，同时也摧毁一切作为肤色的黑色和白色以及其他种族身份的象征，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人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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