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主流观点来看待制度时，起义看起来就会为困难所阻碍。一方面，没有能够发展出制度性、连续性的反抗和造反，很快就为主导秩序所掩埋和吸纳，就好像扔进水中的石头，水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进入制度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基于身份—通过代表而运作，且要求统一和一致，也会慢慢弥合由造反所撕开的社会断裂。造反的领袖进入政府，然后我们多少次会听过这样的话：“你们必须现在就回家，放下武器。我们会代表你们。”但是，根据少数派路线，基于冲突的制度过程可以强化起义，而不会否定其所造成的断裂和力量。在关于暴动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只有当反抗发明并且强化一系列新的集体习惯和实践，亦即新的生命形式时，它才能真正变得强大长久。例如，让·热奈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约旦的敢死队以及美国的黑豹党中游历时，被这些群体的“风格”所征服，在他看来，所谓的风格就是那些人对新生命形式的发明，他们共同的实践和行为，以及真实的姿态和感情。[49]如果我们拥有历史学家的才能和工具去考察当代反抗如何在另类的制度形式中得到强化，这些考察就会大有裨益—例如，纽约1969年石墙事件(StonewallRebellion)①的断裂力量如何通过一系列男女同性恋组织的形成而得到延续；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如1976年的索韦托起义如何成为制度性进程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马尔盖拉港、倍耐力和菲亚特工厂内的意大利工人造反，如何通过建构工人委员会和其他政治机构而得到深化和发展；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如何通过创建自治委员会、议事会或基层社区机构以及好政府的治理（juntas）而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在每个事例中发现，制度性进程究竟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非但没有否定造反所创造出的社会断裂，反而是扩张并发展了它。
第六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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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在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的一连串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警察的检查直接导致了冲突的发生。石墙暴动通常被认定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之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实例，亦被认为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轫的关键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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