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经济和政治相提并论的做法，可能会让有些读者感到不安，甚至可能会令其怀疑我们有经济主义的取向，就好像我们真的认为经济力量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不！当我们坚持认为，考察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资质、才能和技术是理解日常生活中诸众普遍能力的一种方式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阿伦特否定经济对政治生活的相关性，因为在她看来，劳动能力(任务的机械重复、服从命令等）与政治生活毫无关系，因为后者要求自主、交往、协作和创造力。但是，生命政治劳动却日益具备政治能力，因此，在经济领域所出现的能力，在政治领域也让民主组织的发展具备了可能性，事实上，这也证明了两个领域之间日益增强的关联。在这方面，我们的论述可以置于革命主张的漫长历史中，这种主张结合了经济与政治的要求。我们在第一章提及，17世纪的英国诸众用自由去反对财产。苏维埃革命呐喊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而我们的口号得结合经济与政治的考量，如“贫穷和爱”或者（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口号太感性，也可以叫）“力量与共同性”，意即穷人的解放，以及社会协作力量的制度性发展。在任何情况下，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的交叉，不仅对描述当下的社会生活是根本性的，而且对构建民主决策的机制和实践也是根本性的。
起义和制度
若要为革命开辟道路，起义就必须可持续，并且凝聚成一个制度性过程。这种起义的制度性概念不能与政变相混同，因为后者只是用类似的同质化制度取代已有的国家制度。但是如我们所说，诸众对掌管国家机器毫无兴趣，甚至不想将其用于其他目的，或者这么说，诸众掌管国家机器的目的只是为了打破它们。诸众不是将国家视为自由的领域，而是将其视为统治的窝点，因为国家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剥削，维护私有财产的统治，而且也维持和调节一切身份等级制。对反抗屈从地位的行动来说，对国家制度的政治干预无疑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解放的目标只能是对以上要素的消灭。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意味着起义与制度相对立，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说，起义需要制度只是不同的制度。
在社会理论的历史中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歧，其主流将社会契约视为制度的基础，而另外一条少数派路线则认为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冲突。虽然主流试图将冲突排除出社会，从而确立社会的统一——对契约的服从就意味着放弃了造反和冲突的权利—但少数派路线却认为，冲突内在于社会，是社会的基础。当杰斐逊宣称，诸众每隔一段时间(至少一代人时间，在他看来也就是每20年）要向政府造反，并且制定新宪法的时候，他就为少数派路线贡献了自己的思想。[47]另外两个少数派路线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都认为，冲突之所以是制度的基础，不只因为它是对权威和压迫的造反和反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诸众内部断裂和变化的冲突之路。[48]这些少数派路线的作者坚持认为，只有当社会机构的发展向冲突保持开放，并由后者构成时，才有可能是民主的。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355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