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手边有好几个要素来为制度提供新的定义。制度建基于冲突，因为制度既扩展了反抗统治权力时所产生的社会断裂，同时自身内部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制度也强化集体习惯、实践与能力，这些意味着新的生命形式。最后，制度是开放性的，因为它们不断得到构成它们的奇异性的塑造。这种制度的概念与我们之前所说的“爱的训练”有着强烈的对应关系，因为前者并没有化约奇异性的杂多性，而是创造了管理它们相遇的语境：为了避免消极的相遇，我们弱化了它们的力量，并且延长和重复那些愉悦的相遇，这就会让愉悦的相遇大大增多。如此理解的制度是起义和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基于控制论网络中生产活动的共同经验而得到关于制度的类似定义。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早期关于网络政治作用的写作中所蕴含的激情通常会存在如下的神话：网络可以得到控制，例如，网络的透明性总是好的，控制论的蜂群总是智能的。[50]网络技术的试验的确导致了新的决策过程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杂多性和互动。虽然旧的社会主义精英曾经梦想过“决策机器”，网络技术人员和使用人员的经验也描绘出制度性决策的图式，这是由诸多微观政治途径构成的。“成为媒介”(be-comethemedia)就是传播学制度性建构的一个路线，其中对网络中言论表达的集体控制成为政治武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由冲突和多元性所定义的制度概念，这个制度由集体习惯和实践所构成，并且有可能得到各种奇异性的改造。[51]
对我们就制度所下定义的两种反对意见立马就出现了，这两个意见让我们的定义与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标准立场截然区分开来。我们可以想象到社会学的反对意见，即我们的概念并没有充分说明那些与制度进行互动的个体性与身份。根据正统的社会学概念，个体进入制度，然后拥有身份。也就是说，制度悄无声息地强迫个体去遵守既定的行为模式，为他们提供生活的程式，例如，对爱的欲求就意味着婚姻，对自由的欲求就意味着消费。但是，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行为模式在社会中绝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通过强迫人们去服从种族、性别和阶级属性—就好像这些属性是自然的、必然的然后确立身份结构。相比之下，我们的制度概念并非从个体开始，以身份终结，或者通过服从而起作用。奇异性反抗统治权力，同时也经常相互冲突进入制度性进程。正如我们所说，根据定义，奇异性总是杂多的，且一直处于自我改造的进程之中。这个制度性进程让奇异性可以在彼此的互动和行为中取得恒定性，并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生命形式，但是这些模式不会固着于身份。也许，根本的区别就与能动性的场所有关：根据正统社会学概念，制度形塑个体和身份；而在我们看来，奇异性形塑制度，而后者处于流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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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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