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的论述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僵局。一方面，过渡并非自发的，必须根据政治对角线原则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放任某种社会身份或先锋队群体抑或领导掌管这个过程，势必会破坏这个过渡本身要行使的民主功能。在无效率和混乱不堪与等级制和权威的极端中间，仿佛没有革命过程的容身之处。
走出僵局的方式就是将政治对角线带回到生命政治图表（biopoliticaldiagram)里去，也就是说，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中已然行使的民主能力。用我们前面探讨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探索生产性诸众的技术构成，从而发现他们潜在的政治构成。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经济分析得到了政治上的结果。如前所见，在生命政治语境下，观念、图像、符码、语言、知识、情感等的生产是通过水平的交往和协作网络，因而呈现走向自主的共同性生产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是生命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然开始，过渡问题得到了解决，原因在于：首先，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性只是部分性的，因为它依然处于资本控制的指导和约束下；其次，这些经济方面的能力并不能直接以政治能力表现出来。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在生命政治图表的共同结构中潜存着诸众自主对过渡进行政治诊断的能力。经由政治行动和组织实现这种潜能，意味着通过交叉的起义事件，将平行的革命斗争推进到管理共同性的制度性进程中。
葛兰西关于“消极革命”的定义及其限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对角线和生命政治图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去面对过渡的困局。正如其他核心概念一样，葛兰西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消极革命”这个概念，使其具备极为广泛的含义。其中首要的使用方式是用法国资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过程来比照19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的消极转变。葛兰西解释说，消极革命是没有革命的革命，也就是说，虽然有政治和制度结构的改变，但没有出现关键的主体性生产的过程。真正的主角是“事实”，而非社会行动者。其次，葛兰西也使用“消极革命”来指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工厂制度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化。“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意指的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对劳动的关系，由“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化，这意味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成。资本的结构性转变之所以是消极的，是因为其进化的周期很长，且没有得到一个强大主体的驱动。在将“消极革命”作为历史分析的描述工具，并且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结构性转变后，葛兰西似乎又将其用作走向斗争之路的工具。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完全被资本吸纳的社会中制造革命？葛兰西所能看到的唯一答案就是一个相对“消极的”革命，那就是通过市民社会制度而开始的漫长征途。[58]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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