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各种各样的政治提议构成了对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批判。他批判列宁，因为他强调“阵地战”而非“运动战”，也就是说，反对用起义对抗统治权力，他呼吁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一系列斗争去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霸权。[59]但葛兰西的批判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对于19世纪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或者20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消极革命并非优于积极革命，而是当首选的道路行不通，没有积极的主体来领导革命进程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葛兰西政治中所有的核心理念包括阵地战、霸权和消极革命都旨在非革命时期发明革命行动，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当这种政治成为可能时，就会指向积极的革命空间。
因此，在很多方面，葛兰西是生命政治图表的先知。他认识到，产业工人先锋队无法成为积极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至少就其对于农民的“领导权”来说，他质疑了工人先锋队的可行性。葛兰西也认识到，在福特制下，当社会被吸纳入资本时会导致无产阶级技术构成的改变。他最终似乎也直觉到，在生命政治图表下，资本主义生产最终会越过工厂的高墙，充斥整个社会领域，从而打破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分界，让文化和生产关系与经济价值和生产直接处于同一领域。他甚至认识到，新的技术构成意味着新的主体性的生产：“在美国，理性化决定着对新类型的人的需求，让这种人适应新的工作类型和生产过程。”[60]但葛兰西没有预见到—他怎么能够预见到伴随着生命政治图表的发展，新政治对角线的可能性出现了。诸众的制造及其在革命制度中民主决策能力的组成和强化正意味着主体性的生产，而在葛兰西看来，这种主体性的生产对积极革命（而非消极革命）来说是必需的。在生命政治领域，对列宁主义的葛兰西式回归让我们可以将其思想中看似彼此分离的要素结合起来。我们面对的不是选择起义还是制度性斗争，消极革命还是积极革命。事实上，革命必须既是起义也是制度，既是结构转变，也是上层建筑的转变。这是诸众“生成一君主”之路。
第六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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