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力
在讨论过程中，还有一个难以逃避的问题：“革命是否一定是暴力的？”是的，但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革命并不一定要流血牺牲，但它的确要求武力的使用。因此，与其问是否一定需要暴力，不如问需要哪种暴力。根据我们对起义和制度之间关联的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在两个不同领域内进行考察：反对统治权力的斗争以及诸众的制造。[61]
在第一个领域内，需要武力来取得自由，因为统治力量会使用武力。身处埃及的犹太奴隶很愿意跟随摩西兵不血刃地离开，但是法老不会答应；一般来看，一旦统治者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以暴力作为回应。只有通过反对统治权力的防御性斗争和内战分裂社会中两个群体之间的漫长战争才有可能获得解放，但是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流血牺牲。葛兰西用我们之前所论述的对“运动战”(典型的武装起义，如在圣彼得堡攻占冬宫或对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发动进攻)和“阵地战”(一般是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漫长的、非武装的斗争）的区分来辨析不同情况下所需要的武力和武器类型。葛兰西原则上并不反对武装斗争，我们也是如此。关键是，武装并不总是最好的武器。反对统治权力的最好武器枪支、和平的街道游行、出走、媒体动员、罢工、逾越性别规范、沉默、反讽等—要视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视情况而定”这个答案并不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各个情况下何为最好武器提供标准。首先且最为明确的标准就是，哪种武器和策略最为有效，且最有可能赢得斗争?记住，拥有最强火力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取胜。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当下“没有武装的诸众”相比武装部队要更加有效，出走比面对面的斗争要更为强大。在这个语境下，出走通常采取破坏、从合作中退出、反文化实践和普遍的不服从等形式，这些实践是有效的，因为生命权力总是“臣服于”(subject)其所统治的主体性。当他们从这个领域撤离，他们就创造出了生命权力无法容忍的真空。世纪之交出现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控制的连续性中创造出断裂，并用新的文化表达和生命形式来填补真空等形式起作用的。事实上，这些运动留下了一个武库，其中包含不服从的策略、新的民主语言和伦理实践(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等)，这些最终可以为新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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