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下意义来说，所有当代大都市都是病态的：其等级制和分化腐化了共同性，并且通过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离以及各种各样的排斥和臣服结构阻碍了有益的相遇。例如，说圣保罗是围墙之城就是在诊断其疾病。[69]这种疾病不只妨碍了积极的相遇，还会带来消极的相遇。在全世界的很多主导地区，如果你很穷且是有色人种，那么你就不能上地铁，或者在你开车的时候，会有很多警察找你的麻烦。在世界的边缘地区，你的居住区可能因为缺乏洁净的饮用水和有效的污水排放系统，而充斥着犯罪和疾病。大都市成了丛林，其所创造的共同性和相遇让我们避之唯恐不及！
因为地租和房地产价值，大都市内部的分化在经济上不断得到生产和强化。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士绅化或高档化居住区的做法是创造和维持社会分化的武器，在每个大都市内部都以较小规模再生产出了全球等级制和不平等。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地租和房地产价值直接从共同性而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命名的大都市周围的正、负外部性。但是，地租与共同性的关系并非纯粹是消极性的、寄生性的。当然，与生产利润的产业资本形式相比，地租与生产的组织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财富的占有和再分配，维持和扩大阶级分化，也涉及社会生产，特别是对非物质劳动生产力的组织。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地租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性的经济工具，以及为何其金融化政权—我们在第五章将要看到主要服务于服务和非物质商品的生产。地租因为对共同性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the common)而运作，通过富人之手将大都市中生产和积累的共同财富进行私有化。奥斯曼（Haussmann）大道的清晰视线对这种权力的应用并不是必要的。①地租和房地产是无所不在的隔离与控制的装置，在整个城市蔓延，并构成了社会剥削的装置。当代大都市的结构形成了一种无声的经济统治，在残忍和野蛮程度方面这种统治与任何其他暴力形式相比都毫不逊色。[70]
这就为下面这句论断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阶级—赋予了第三种亦即最后一种意义：大都市正如工厂一样，是等级制与剥削、暴力与磨难、恐惧与痛苦的场所。对一代代的工人来说，工厂就是他们身体受损、躯体被工业化学物质毒害、生命被危险机器扼杀的地方。大都市也是一个危险和有害的地方，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大都市也像工厂一样，是对抗和造反的场所。如前所见，因为生命政治生产需要自主性，而资本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因此其所有剥夺价值的工具都成为生产的障碍，并且破坏或腐化了共同性。看起来吊诡的是，资本成了财富生产的障碍。因此，诸众的义愤和对抗不仅指向等级制和统治的暴力，而且也要维护共同性的生产力和相遇的自由。但是，这种生产性的诸众的造反场所究竟在哪里呢？对产业工人来说，工厂提供了造反的空间：老板就在你面前，你可以破坏机器、占领工厂、中断生产过程等。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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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对巴黎街道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巴黎城市大改造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需求。对此，列斐伏尔写道：这次改造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透视效果，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见朗索瓦兹·邵艾：《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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