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走出这种僵局的策略：在帝国内部，作为统治的首要形式的治理结构正在出现。我们在第四章论述过，当下全球秩序并没有采取“世界国家”的形式，甚至也不能在民族国家的语境内再生产治理结构，相反，当下的全球秩序越来越表现出如下特征，即：出现新的治理形式，在施行统治的时候不需要全能的政治权力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管理和调节。我们部分考察了治理概念的谱系，一直追踪到调节和管理的结构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的问责制，但事实上，企业治理的特征在帝国构成/宪政性所采纳的各种各样的治理中依然大量存在。全球治理是“后民主的”，言下之意是，它避开了代表制结构，而这种结构在过去一直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工具。这种国家权力通常采纳的是由寡头力量间接统治的多元调节形式，包括那些占有财产的寡头。结果就是，治理结构具有灵活性和协调性，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其不需要稳定性和规范性来进行统治，而只需要管理危机并治理例外情况。
那些喜欢挑刺的读者也许对我们的分析—帝国中存在的是“没有统治的治理”提出相反的建议：他们或许会说，我们要用固定的法律结构和规范性的治理过程去反对帝国。但是，我们的意见与其说是反对性的，不如说是颠覆性的。帝国的治理机制的确存在优点：比如阐释了生命政治语境并昭示出奇异性网络日益增长的自主性，诸众所生产的流动的和不可计量的价值形式，以及共同性不断增长的力量。我们的意见是利用治理的概念，颠倒其帝国的职能，将其重构为民主和革命的概念。
我们在联邦制的概念中发现某些因素，有些理论家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全球治理的功能。与传统模式相比，如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我们的联邦制并非指向国家主权，而是用来接合各种各样的权力，并且调和具有不同目标的政治制度。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联邦制构建了不同的地域性中介的队列。但联邦制表面上的杂多性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其中介机制只想要创造出一种游牧的国家一形式，再生产主权和管控的形式。[64]
对治理提供更有用分析的是法学理论家，尤其是基于卢曼(NiklasLu-hmann）系统理论的德国法学理论家，这个系统理论强调全球治理的两个主要特征：一个逾越了固定的法律体系及其规范结构的极限；另一个因为全球社会的冲突和相互抵牾的规范而将法律体系碎片化了。因此，从政府到治理的转变可以用法律术语来理解，那就是从统一的、演绎的规范结构向多元、可塑结构转变。治理不再徒劳地希望给全球法律秩序带来统一(无论是基于国际法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并试图确立可以管理冲突，且在全球社会的碎片中实现规范性、兼容性的网络逻辑。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治理的确“统治例外状态”，但是与施米特在定义主权时所说的“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全然二致。这里的例外状态不是需要决断的偶然性事件，而是一直不存在于社会之中。既然它们所调节和管理的社会充满了例外状态，那么治理的结构也必然总是偶然性的—我们可以说是流动的结构，处于全球社会的汹涌波涛中。[65]
第六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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