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某些要素，如这些法学理论家所提出的，与我们关于生命政治社会的分析若合符节，以至于可以视为对本书某些章节的概括。他们所理解的碎片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奇异性的杂多性；他们从社会与规范结构关系中看到的流动性，就是我们认识到的劳动与价值间的关系；他们从例外性规范情况的治理中所看到的网络逻辑，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政治生产的协作；他们看到的作为偶然的法律框架基础的社会冲突，就是我们所说的革命性制度概念的基础。但从这些是否可以推断出：这些法学理论家是隐蔽的革命者？不！事实上，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他们对社会转变的可能性依然持冷漠、怀疑甚至犬儒的态度。然而，他们在全球治理的分析方面与我们的一致的确说明，帝国的治理概念可以翻转颠倒过来，并转化为革命的概念。这不是辩证式颠倒的理念操作，而是实际的颠覆之路。
事实上，帝国治理的结构与诸众运动有着强烈的对应关系，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治理不得不根据新的图表，去登记和代表诸众所表达的法律诉求和政治力量。在本书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指出，诸众的斗争首先是与权力相关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创新的中心，而权力只能通过试图去捕捉和掌控他们的力量而进行回应。
颠倒帝国形式的构成性治理，不仅要呈现出统治的规范性图式，呈现出社会共识和协作的功能性结构，也要为社会试验和民主创新呈现出开放的、社会化的普遍图式。这可能是一种宪政体制，其中“法律的源泉”以及合法性手段只是基于制宪权和民主决策。正如起义要变得具有制度性那样，革命也要以这种方式成为构成/宪法性的，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斗争，在不同层级不断地溢出每一个系统性均衡，从而走向共同性的民主。
虽然造反和起义可能是阶段性的、短暂的，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却存在着求制度和构成/宪法的意志(willtoinstitutionandconstitution)。这里我们想到了维也纳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Riegl)所说的Kunst-wollen，这个词可以勉强翻译为“求艺术的意志”(will to art)。李格尔分析了在另一个转型时代—晚期罗马艺术如何反对古代形式，它不仅确立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而且也确立了新的观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他将晚期罗马的Kunstwollen视为治理造型艺术转变的力量，将所有奇异性的艺术表达接合成为一致的制度性发展的欲望，这不仅昭示了连续性，同时还有过程中的创新。Kunstwollen完成了两个任务：超越历史的门槛；在一致且持久的筹划中组织逾越的、流动的社会力量。[66]当下的革命进程也需要得到Rechtswollen的治理，也就是说，一种制度性和构成性的意志，以类似的方式，在强大且持久的共同进程中将诸众的奇异性与反抗和造反的诸多事例接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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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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