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很多地方，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共同性的腐化：因为强加的社会等级制（例如通过私有化）而导致的对共同性的破坏；以及在那些削弱诸众力量，阻碍其主体性的生产并且加剧其内在冲突的制度内滋长共同性的消极形式。于是，革命行动就意味着摧毁我们先前所谓的滋长共同性的腐化形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和国家。反对这些制度的斗争在各条阵线进行，很多甚至都还不为我们所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斗争即便没有流血，也会是暴力的、丑陋的、痛苦的，会以各种各样的未知方式考验我们。想想那些轻微威胁到家庭之腐化形式的人，当他们质疑生育权、性行为、亲属结构、劳动性别分工或家长制权威时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没有漫长艰苦的斗争，不可能轻易战胜这些腐化共同性的制度。但圣茹斯特澄清说，斗争不仅需要摧毁腐化的制度，也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正如我们所说，我们需要新的制度来对抗腐化，但不是靠社会统一化，服从社会规范的方式，而是要促进共同性积极形式的生产，让进入共同性的渠道保持平等开放，支持构成诸众的个体性之间愉悦的相遇同时扫除一切障碍。这或许是对我们之前论述的更为具体、更为实际的重述，那就是：爱的训练也需要武装起来，去对抗恶。
革命者所面对的最为恐怖的暴力，也许是我们在身份政治的革命潮流中所发现的怪异的自我转变。消灭身份，将过去的你抛诸身后，并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等其他身份的世界，这是一个极其暴力的过程，不仅因为统治权力会斗争到底，也因为这个过程需要消除我们自身的某些核心认同，让我们成为怪物。甚至圣茹斯特和他嗜血的同道也无法想象这种恐怖！
构成性治理(Constituent Governance)
我们必须对革命进行治理，不仅要引导和调节其方向，而且也要将制宪权的力量确立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社会存在。我们讨论新的制度性进程在革命进程中对构成和强化起义的作用：既对抗统治权力及其腐化形式，也确立新的集体性习惯和实践。我们也考察了民主决策的形式如何能够在生命政治语境下生成昭示着过渡道路的政治对角线。但这些还不够。这些必须得到治理性、宪政性和法律性框架的支撑。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分析已然解释了现存的治理模式和结构是革命的障碍，所以我们的术语遇到了另外一个僵局。我们以民主的名义批判了革命治理的诸多看法：夺权的概念，即将权力从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里接管过来（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创造出与现有国家结构同质的“反权力”计划；在宪定权的结构中终结制宪权发展的机制；以及通过某种专政形式而完成革命过渡的辩证法观念。但我们充分注意到，革命过程并非是自发的，需要得到治理。我们如何才能发明出统治的民主形式以完成革命进程？这不是虚假意义上的民主—我们受够了政客、媒体以及他们虚假的代表—而是意味着诸众积极和自主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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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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