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幸福的要求就是对启蒙目标的肯定和欢迎。让我们感兴趣的启蒙的核心，并非意味着我们中的某些人或所有人已经或者将要达到绝对自主、自治、自知等启蒙状态。相反，其核心是认识到人类是可以改善的。在历史进程中，我们能够以个体和集体的形式进行改善。在政府的领域内，这必然涉及在实践中学习。杰斐逊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自治的资质并不是天生的。这是习惯和长久训练的产物。[68]民主不仅是诸众他们已然具备自治的能力—的目标，而且应该成为一种学习机制，一种扩大这些能力的装置，它不仅增强参与政府的能力，而且也增强参与的欲望。这是狄德罗和马基雅维利殊途同归的地方，因为对幸福的召唤完全是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基于当下的人性，正如马基雅维利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可以变得如何不同，他们如何通过学习改善自身，并且实现之前不可想象的目标。关键是获得更为强大的新能力，去开启新的政治筹划，在这个筹划中，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嘲笑启蒙思想家对进步的信念，因为历史中充满了人为的灾难和愚蠢，如此多关于进步的宣言都导致了灾难和毁灭。有些人指出，纳粹的行政理性导致了大屠杀和毒气室；还有些人指出，科学“进步”导致了环境灾难和核污染。事实上，并不存在自动的进步活动，没有人能够保证明天就比今天好，但认识到这样一种偶然性不应该使人误认为我们得到了犬儒的结论而忽视如下事实：我们的确有能力去改善我们的世界、社会和自身。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目的论，不会盲目相信推动历史的看不见的手或目的因(finalcause)。这是一个由我们的欲望和斗争所推动的目的论，没有终点。我们以以下要事来衡量进步，那就是，我们不断强化实现共同幸福的能力，并造就一个民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而且有能力和意向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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