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确立幸福不只是政治筹划，同时也是本体论筹划。伴随着力量的增强，我们也变得有所不同、有所成长，同时也让我们的社会存在有所强化。存在并非意味着在彼岸世界的领域中一成不变，而是一直从属于生成的过程。人性也并非一成不变，在训练和教育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而为，或者可以完全摆脱过去，创造出新的世界。正如进化论生物学家所言，在自然界没有跳跃。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身最基本的层面上，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介入这个过程，让其顺从我们的意愿，走向幸福。
思想史家考察了作为政治概念的幸福失落的过程：18世纪的幸福在19世纪变得内向了，变成了多愁善感的情绪。丰特内勒的《论幸福》被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所取代；圣茹斯特关于公共幸福的宣言为19世纪小说中的家庭情感所取代；杰斐逊作为政治权利的幸福概念为个人满足的叙事所取代。幸福与理性脱离了，而在18世纪两者一度紧密关联，在今天幸福已经退化为一种激情、我们所感觉而非实践的东西—退化成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个人感受。同情和怜悯代表着联合和社会构成的机制，但这是一种无力的机制，甚至会削弱我们的力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早先的作者，从而理解幸福的政治和本体论筹划。例如，斯宾诺莎哲学与政治的目标就是愉悦（gaudium），这是一种积极的感受，标志着我们行动和思考能力的强化。斯宾诺莎说，我们依然尚未认识到身体能做些什么，头脑能想些什么，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它们力量的极限。通往愉悦之路就是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想象之域、我们去感受和被影响的能力、我们行动和展现激情的能力。事实上，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在我们施加影响的能力(我们头脑的思考能力和我们身体的行动能力）和我们被影响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我们头脑的思考能力越强，被其他人的观念所影响的能力就越大；我们身体的行动能力越强，被其他身体所影响的能力也就越大。斯宾诺莎解释说，我们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越强，我们与他人互动并创造出共同关系的能力也就越强。换句话说，愉悦就是与他人愉悦相遇的结果，这种相遇会增强我们的能力，同时也会强化这些相遇的制度，从而让这些相遇可以恒久和重复。
在斯宾诺莎之前，但丁认为，愉悦和爱不仅对存在具有生产性，而且对共同一存在(being-in-common)，即社会生命，也是具有生产性的。对但丁来说，爱是一个事变(accident)，这个事变可以改造世界，并创造新的生命—这就超越了其先辈的概念，如爱的情感性概念（例如，在圭尼泽利①那里，爱生产情感)或爱的理性主义观念(在卡瓦尔康蒂②那里，爱生产知识)。但丁告诉我们，爱是共同性的实践。爱在穿越整个城市的过程中能够生成新的快乐形式和新的共居形式，这些新形式在共同性中肯定了奇异性的自主性与互动。[69]
第六章 革命
379
381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