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在计算机时代，资本的企业家功能已经被微软的比尔·盖茨和苹果的乔布斯等角色重塑和重新激活了。在媒体眼中，他们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并非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是推销员和投机家：他们代表企业，去推销Windows或者iPod的最新版本，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就依赖这种推销的成功，但是他们并非创新的核心。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企业，它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它们吞食了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中心的生产者网络生产出的创新能量，这些网络远远超越了企业及其雇员的边界。事实上，生命政治的生产是自下而上、由诸众式企业家精神所驱动的。于是，熊彼特以下的断言就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作为经济创新源泉的功能已经失效了。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多头的诸众会取而代之，成为生命政治的企业家。
这就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疾病的第二个症候：它无法介入并发展生产力。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达几个世纪的转变时，他们关注的是生产力的扩张：当封建主义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的财产和交换关系就开始出现，刺激并带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35]每一种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首先必须强有力地扩张生产力，但最终对生产力又会起到阻碍作用，从而为下一种生产方式奠定基础。问题不是人们的生活是否比之前更糟糕了，而是他们的能力和潜能能否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今天日益成为阻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有人可能反对说，资本主义发展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例如，数码电子设备的速度和性能每两年都会翻番。但是，这种对资本表现的计量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后者需要以人类的、社会的和主体的力量来计量。事实上，对这些新事物来说，并没有科学的计量方式。我们要判断人们的能力和创造力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或者说，有多少生命被浪费了。这才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健康水平在最为基础的水平上得到计量的方式。事实上，当下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越来越多的现象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绝大多数人口的能力发挥。在主导地区，我们经常听到“没有工作的增长”，而在边缘地区，从资本的视角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成为“可以废弃的对象”。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很明显，绝大多数受雇于资本的人口很少有机会去发展自己全部的生产能力，而是束缚在日常的任务中，远远实现不了他们的潜能。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这与全面就业或者让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愿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增强我们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创造图像和社会关系的能力，以及交流和协作等的能力紧密相关。这里没有必要进行道德控诉，就好像资本应该为人口负责一样。我们不是以道德家而是以医生的身份去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在无法利用现有生产力，并且无法促进其增长—也就是说，浪费人口的才智—的经济体系中，这是一种重要症候。
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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