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在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的霸权也带来了新的民主能力。我们在第三章和第五章所强调的三个相互交叉的运动在这里也非常关键。首先，虽然在产业生产的霸权时期，资本家一般为工人提供组织生产所需要的协作资料和策略，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越来越具备自主负责协作的能力。其次，生命政治劳动也日益脱离资本主义控制，而具有自主性，只要后者插手介入，就会阻碍生产，降低生产力。再次，与资本主义控制所强加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协作形式不同，生命政治劳动会创造出扁平的网络形式。生命政治劳动的三个特征—协作、自主以及网络组织为民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记住列宁所说的，民众既然在工作中需要老板，那么在政治中也需要老板：现在的民众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44]今天，生命政治生产显示了人性经历了多大的变化。民众在工作中不再需要老板。他们需要扩张与他人在交往和协作时所结成的网络；老板日益成为工作的障碍。对劳动的技术构成的关注为我们创造了民主能力的视角，这种能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实践的。当然，劳动的民主能力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的政治组织的创造，但是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来供我们想象和创造。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下民主组织形式呈现出的与先锋队组织相关的重要策略性进步。就历史来看，先锋队承担着撼动(destabilizing)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启动革命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共产主义和自主主义(autonomist)运动—这些运动既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反对国家的共产主义议会政党—重新规划并扩展了原本的命题：破坏资本主义的战术必须得到以下要素的补充，那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深刻摧毁(destructuring）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使其等级制和统治结构彻底解体。[45]生命政治劳动所启示的民主组织的形式为革命行动的定义增添了另外一种要素：除了破坏的战术和摧毁的战略之外，增添了构建新力量的计划。通过这种新力量，诸众便能够管理共同性。因此，革命的目标旨在创生社会生命的新形式。这就意味着政治决策的新形式。在生命政治领域，决断所需要的知识和意志都内嵌在历史存在中，因此决策总是述行性的，并且会导致主体真正的人类学转变，其中包括让-吕克·南希所说的，决策前提的本体论转变。[46]
第六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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