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权力双重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考察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权力概念。这里福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操控生命的权力上或者说，管理和生产生命的权力—这种权力通过对人口的管治而得以运作，如管理他们的健康、再生产能力等。但总是存在一股暗流，坚持将生命视为反抗力量，视为追求另类存在的生命的另一种力量。反抗的视角让这两种权力的差别得以昭示：我们所反抗的生命权力在本质或形式上与生命本身的力量截然不同，后者是我们保护与追求自由的基础。为了区别两种“生命的权力”，我们根据福柯本人的著作，采纳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biopower&biopol-itics)这一对概念—虽然福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种用法，前者可以（粗略）定义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
学界对福柯的主流阐释并没有完全注意到生命政治的双重性。由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和埃斯波西多(RobertoEsposito)所开启的阐释主要从对人口的规范管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生命政治的领域。其结果就是对生命的精算(actuarial)管制，这要求从统计学的角度去看待个体，将他们划定为规范性的集合，而构成这些集合的微系统越被去主体化和同质化，这些集合就越协调。虽然这种阐释忠于原著(尽管视角有些狭隘)，但我们得到的只是“自由主义”的福柯和生命政治图式，因为面对这种充满威胁、无所不包的掌控生命的权力，两人并没有提出另类权力或有效的反抗，而只有微弱的批判和道德义愤。[67]
来自阿甘本的另外一种解读（主要是源于德里达和南希的著作）也认为生命政治是一个含混且充满冲突的领域，然而只是在其极限处才能看到反抗，如权力的极权主义形式边缘，或是不可能性的边缘。这些作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荷尔德林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却使得生命政治变得毫无力量，并缺乏主体性。这些作者从福柯那里寻求生命政治的定义，完全排除了自主与创造性行动的一切可能，但是在这种分析过程中他们却退回到海德格尔那里，否定生命权力反抗的任何构建能力。阿甘本将生命政治置于神学一政治的讨论中，认为让生命权力产生裂痕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失效”(in-operative）行为，这种空洞的拒绝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完全不可能建构出另类权力。[68]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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