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可以构建出生命政治阐释的第三种潮流，虽然这种潮流并没有完全参考福柯及其术语，包括那些通过自然主义或者存在的先验常数来理解生命的作者。从这个视角来看，在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恒定的逻辑一语言学结构中，或者在西蒙顿(GilbertSimondon)、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以及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等人所提出的前个体和交互个体间(interin-dividual)的存在论延续(ontologicalduration)以及生产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主体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过，虽然这种自主性可以用于反抗现存权力结构，但却缺乏动态特征，因为它被限定在恒定的、自然主义框架内。这些恒定性的生命政治反抗也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另类形式。[69]
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阐释都没有抓住福柯生命政治理念的真正意蕴。我们的解读不仅将生命政治视为在地化生命的生产性力量例如，伴随身体与欲望的社会合作与互动所产生的感受和语言，自我和他人关系所产生的新的范式，等等，同时我们也认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如果我们依然局限在对福柯文本的文献学分析，我们就会错过关键问题：他对生命权力的分析不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指出权力如何通过主体而运作并围绕主体而运转，同时意在阐发另类主体生产的潜能所在，因此辨别了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权力形式。这一点可以从福柯的如下论述中推导出来：自由与反抗是使用权力的前提所在。“当我们将权力的使用视为强加在他人行为之上的行动模式时，当我们将这些行为视为某些人对其他人的治理时，我们必须将自由纳入考量。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体身上，正因为如此，那些主体才算是自由的……在权力关系的核心，不断激发这种关系的，是意志的顽强以及自由的不妥协。”[70]如此看来，生命政治以事件的形式出现，正是自由这个事件所编织的细密织体。
与生命权力相反，生命政治首先具有事件(event)的特征，“自由的不妥协”扰乱了规范系统。生命政治事件从外部而来，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连续性，破坏了现存秩序。同时，我们也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不只是断裂，同时也是创生，从内部生发而来。福柯在其早期关于语言学的著作中就认识到了事件的创造性特征：言语(laparole)作为事件，介入并扰乱了语言(lalangue)，同时也扩充了后者，并使之成为一种语言创造。[71]尽管如此，对生命政治语境来说，我们不能仅从语言学和认识论角度去理解，同时也要从人类学和存在论的层面，将其理解为自由的行动。在此语境下，言语超越语言的创造性扰乱成为事件的特征，而这个事件，通过生命规范与形式的积累，以及主体化的力量，介入主体性领域，实现了新的主体性的生产。生命政治事件所产生的断裂，是创生与真理标准的源泉。唯物主义目的论，即那些创造历史之人的欲望和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所引导的、自下而上出现的历史概念，无不吊诡地与尼采的永恒轮回观念相契合。事件的奇异性，由强力意志所驱使，证明了永恒的真理性；事件，以及激发事件的主体性，构建了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意义，这就取代了将历史视为由确定原因所决定的线性进步进程的观点。认识到事件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将相对主义的控诉弃之一边，这通常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指控。同时，认识到生命政治也是事件，我们就可以将生命理解为由建构性行动所编织的织体，同时在战略层面去理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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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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